焦慮的當下，更需要來自民主前行者的啟示
Matt Chen
焦慮的是，太陽花學運已逾十年，因運動崛起的領袖在權力遊戲中知法犯法，反覆違背承諾，以假中立卻高對抗性的語言攏絡信徒，號召民粹，搖身一變成為新一代「袂當原諒的人」。
焦慮的是，當初「欺負咱的人」死而不僵，繼續以偽裝的個人形象、荒誕的選舉語彙上位，並以驚人財力買下無數廣告看板，企圖混淆視聽、欺騙社會，攫取個人政治利益，掏空國家。
焦慮的是，「袂當原諒的人」與「欺負咱的人」現正聯手橫亙在島嶼民主體制前面，忽視公民意志，將其聲張成政黨間的對決，而非民意的趨向。
焦慮之時，我總是會回過頭去，看看這座島嶼曾經受盡凌遲的傷痕，溫習和台中有關的故事，常人以為那些事已是歷史，事實上，傷口猶在淌血，還未結痂，更遑論痊癒。
例如1893年出生於台中大甲的陳炘，1925年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碩士，家人原規劃留在北美發展，或轉往歐洲深造博士學位，但他認為「我唸書就是為了替台灣做事，如今完成學業，就應該速速回去台灣」。隔年陳炘返台後，和林獻堂等人創立「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並積極參與台灣文化協會等自覺運動。
戰後，擔任「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發起人之一的陳炘，更糾集眾人資金，成立大公企業公司，跨域經營漁業、打撈、釀造、化工製造等業務，裨求對民生有所貢獻。曾任大公企業總經理一職的「台灣棒球之父」謝國城（陳炘妻陳謝綺蘭弟）便提到：「台灣光復後，陳炘姑丈有感於日本的三菱商事、三井物產等綜合商社，在企業界扮演重要的推動角色，是值得借鏡的。於是，他組織大公企業公司，要讓它成為台灣的最大綜合商社，進而推動國際貿易。當時大公企業還擁有兩艘可以往來上海的商船，那是當初在基隆港外海，被美國海軍攻擊沉到海底的日本商船，撈起來後再加以整修使用的。我父親還帶我和二弟去基隆港口，參加其中一艘船的進水命名儀式。我也曾經跟我父親去參觀大公企業所擁有的士林醬油工廠和紡織廠。」
和陳炘同時期的作家張深切，曾這樣評論他：「（陳炘）是個儒雅的書生，但他絕不文弱，而是一位偉大的領袖，深謀遠慮，有統御群眾的才能，可謂台灣不世岀之一偉人也。」
此外，作家巫永福曾憶及蔣介石詢問蔡培火：「最能當台灣領導者是誰？」蔡回答道：「老一輩的是林獻堂，但真正的人才是陳炘，這個人有頭腦、有組織力，又有國際觀。」
然而，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卻讓陳炘家族瞬間陷入困頓，從此失去陽光普照的日子。
事件爆發之際，陳炘因病在家休養，直至三月初，才以處理委員會的身份面見行政長官陳儀，他秉持著樂觀的態度，認為只要公署革新政事，起用台灣人才，社會與輿論的壓力就有轉圜空間。
只不過，當蔣介石決議派遣部隊鎮壓，敷衍民間改革聲音的陳儀態度丕變，國府21師自基隆登岸後，立即對民眾展開攻擊。陳炘女兒高陳雙適回憶那些日子道：
「三月十日，父親一早打開窗戶往外看，即對母親說：『怎麼會這麼寒冷？』似乎是對陳儀的大開殺戒，從內心深處發出冷顫，心悸不已。母親回憶當時她對父親說：『別看了，身體要緊，說不定那些人在笑你，說你不久以後也會來報到。』母親怕父親著涼，就要父親關窗別再看。母親當時的一句話，誰知竟在一日後一語成讖！這是我們全家人絕對料想不到的殘酷！
由於台北北門附近亦遭國軍肆意摧殘，造成橫屍遍地，而那些人均被搬到我家隔壁洪外科處，其中大部分由家眷認屍後運回，至於其他屍體，則多被草率處理。父親見到此現象，即交代母親：『那些無人認的屍體，我們做得到的話，要盡量幫助埋葬他們。』有誰會料想到，父有此善心安葬那些無人認的屍體，而他自己卻在隔日被約見後，就此失蹤，音訊渺茫，連屍首都遍尋不著！父親驟然從人間消失，是我一生中最讓我痛苦的事情。每每想到父親，淚眼總會馮濕衣襟，我的記憶瞬間又會被拉回1947年3月11日的早晨。
清晨，是好夢正酣的時刻；清晨，也是精采人生重啟的時分。腦海裡的三一一清晨，卻只有肅穆與錯愕。1947年3月11日早上六點左右，位於現今台北市南京西路406號的台灣信託株式會社，遭到五、六個警察破門而入，他們直接衝到二樓董事長的住所——那是我們的家。『陳炘在哪裡？陳炘出來！』幾個警察的叫囂與咕咚咕咚的凌亂腳步聲，劃破寂靜的清晨，劃開陳家幸福的界線。睡在二樓最近入口處左側臥室的大哥盤谷和秘書陳遜章被驚醒，他們急忙起身一探究竟。大哥見到其中一個認識的警察，當時台北市警察局刑警隊長林致用，想要靠近和他打招呼問究竟，但他一反常態不搭理大哥，只是一個勁兒的問父親在哪裡，接著往我們幾個姊弟位在右側的臥房用力拍打，粗魯的喊叫大家全部起床。原本在睡夢中的我們這下全被嚇醒，睡眼惺忪中，我和二姊、四妹、小弟紛紛跟蹌起身，大家匆匆抓件上衣不知所措走出房間，然後被他們叫到客廳圓型大會議桌前一個挨一個成排站立。
睡在二樓客廳右後側的母親，聽見喧鬧吵雜聲，就和父親說：『你不要出聲，我先出去看看到底出了麼事。』父親毫不遲疑的回應：『沒關係，我又沒做什麼事，我去看看。』父親也是披著外衣就走出房門。幾個警察看見父親出現，帶頭的警察立刻走到父親跟前遞一張紙條給他。母親趨前想知何事，但遭員警制止。父親看完紙條，隨口安慰母親：『沒事，可能是一場誤會，我去說說馬上回來。』接著回房換衣服。
我看著穿戴整齊的父親迎面向會議桌走來，他是那麼鎮定與沉穩，以至於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毀滅居然就在眼前！父親慢慢靠近我們，逐一注視每個小孩，我哪裡知道這竟是父親今生最後的凝視！在一左一右的警察催促下，父親緩步走到樓梯口，臨下樓前，父親突然回過頭，看幾秒站在我們旁邊的母親後，對著大家說：『要聽媽媽的話。』然後轉身和那幾個員警朝一樓走去。當時我的耳際重複父親這句話，可是沒有多想什麼（這句話我竟然在很長時間後才領悟它是話中有話，是父親對我們小孩的告別語！）從母親到大哥等家人，沒有一個人有任何阻攔動作，沒有一個人知道父親就將從我們家永遠消失！
……父親這次是大清早被帶走的，父親離開家門後，母親和大哥隨即四處託人遍尋父親的去處，但奇怪的是，這次帶走他的人卻避不見面，刑警大隊也否認有抓父親之事，他們的答覆才讓全家人開始覺得不對勁，開始緊張焦慮。
母親接連數日完全探聽不到父親的任何消息，於是在1947年3月21日到獻堂先生家，請求他保釋父親，獻堂先生也允諾會向白崇禧國防部長請求保釋，不過沒有任何結果。3月27日，當時監察委員丘念台受命來台調查二二八事件時，母親也曾請託他親向陳儀保釋父親，可是仍然沒有絲毫訊息。
大約在三月底左右，有消息告訴母親，要趕快把家中男孩送走，不然會有滅子災禍。全家聽到這消息後，立刻商量決定，由母親在風雨很大的一個日子，急忙帶著哥哥和弟弟、妹妹，到大甲阿媽家躲起來。我和二姊則決定留在台北台灣信託公司，一方面等父親的消息，一方面也抱著大不了一死，或被抓進大牢或許可見到父親的心情，面對當時士兵的搜捕。自小的教養告訴我們，就算死，也要乾淨體面。於是，我和二姊每天都洗頭淨身，衣服穿戴整齊，在家悲壯的準備隨時赴死。」
1947年，準備隨時赴死的高陳雙適年方十八，卻已經對人生開始有絕望的念頭。二二八事件的槍響，始於緝菸事件，但當權者持續開槍，槍聲不斷地在歷史的音箱裡迴響，成為一代代耳膜裡永遠的創傷。
高陳雙適還說道：
「全家人在黯然神傷與膽顫心驚裡又煎熬一段時間，有一日，當時也無故被抓，後來被釋放的顏滄海（基隆顏家子弟）到家裡來找母親。顏先生請母親坐定椅子，然後以請母親一定要保重的誠懇，緩緩說出他看到的事：3月11日上午他在當時的軍法處法庭見到父親，他看到父親的手被手銬銬著，在短暫的照面時，原本他還請託父親如果能出來，請告訴其家人他在哪裡的訊息。誰知與父親錯開後不久，突然傳來震耳的『砰！砰！』兩聲槍響，接著他聽到士兵說：『那個企業家老闆被打死了。』『什麼？』母親聽了，整個人四肢無力幾乎昏厥過去。等顏滄海走後，我們和母親涕泗滂沱相擁放聲痛哭。這個無情與殘酷的消息讓我們完全無法接受！
……此後，每次遇到雷電的兩夜，母親便放聲痛哭；若聽到狗吠聲，有陌生人來，她也會害怕。『我不時也在哭，只是不願在孩子面前，怕他們看了難過.…..』、『就當你們爸爸又出國去留學了.…..』這是母親的折磨與煎熬。一個原本可以無憂無慮快樂持家的家庭主婦，卻因為突發的二二八事件，瞬間失去她的摯愛與全心倚靠的丈夫，突然失去她的精神支柱與經濟支柱。」
陳炘遭逮捕下落不明，連帶其土地、股權等財產都被黨國沒收，陳家只能藉由長期的訴訟，試著向政府追討屬於自家的財物。然則直至2022年高陳雙適離世，財產只追回不到主張的百分之一，父親陳炘如何身故？屍骨何在？兇手是誰？更成為永遠的謎團。
陳炘在3月10日感受的寒冷，同載於法官吳鴻麒（中國國民黨前主席吳伯雄伯父）日記中，他寫道：「寒氣逼人，溫度竟降至五十度（攝氏十度），立春多日，還係威寒迫人，亦可謂變態的氣象。八時餘出勤，奈因禁止通行無奈折回，昨日無線電中斷，不知是戒嚴中。大路禁止通行，且時聞槍聲，再現出恐怖時代。下午全部在家，又過了不安的一天。」
六天後，曾在台中、彰化調查「員林事件」多日的吳鴻麒法官被發現陳屍於南港橋下，身上有槍傷，下半身則多處被瘀青與出血。
彼時島嶼戒嚴，使得交通、通訊俱中斷，從台中北上的省參議員，同時也是律師的林連宗（1904年出生），甫從南京參與中華民國制憲會議回來，隨即投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政治改革對策，眾人並推舉其代表台中和陳儀政府表達訴求。林連宗在前往台北前，對女兒林信貞說：「現在因為查緝私菸引起了紛亂，爸爸作為民意代表，不能不儘快到台北一趟，協助處理事情，妳要乖乖和媽媽一起顧家，我若處理完事情馬上就回來。」信貞不捨剛返家不久的林連宗又要離開，叮囑道：「你要快點回來喔！」
豈料，這是她與父親的最後對話。
依然是凛冽的3月10日傍晚，林連宗在台北律師李瑞漢家中借宿，李瑞漢弟弟李瑞峰律師也在場，正要用餐時，憲兵找上了門。
據李瑞漢妻子李邱己妹回憶道：
「當時，我們家中，除了我先生、小叔之外，還有四個由南部來的律師朋友，他們看到外邊的情勢不明，六個男人聚集一處，很可能會被誤解為有所圖謀，因此立即分散成為兩組人，當時我家是日式雙拼房屋，外觀上是二間獨立門戶的房子，但是內部卻可相通，結果，我的先生、小叔和台中來的林連宗律師三人都被捕。」
當憲兵前來帶走林連宗等人時，躲在隔壁間的台中地方法院庭長許乃邦（前駐日代表許世楷父親），目睹他們三人被憲兵用黑布纏繞雙眼，押上車的畫面。
三人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3月11日，陳炘遭到警方帶走的那一天，陳儀因有了南京派來的軍隊撐腰，官方的《臺灣新生報》重新出刊，報導行政長官陳儀下令解散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原因竟是他認為代表民意要與政府和平協商的處委會「近日之行為越出要求改革政治範圍，幾近背叛祖國」。
黨國掌權者這般險惡不知檢討的心思，使得陳炘、林連宗等高知識份子成為當局必須「密裁」的對象。
甚且在1948年4月，台灣省參議會還在討論林連宗參議員因兩個會期未出席，應視為辭職的提案。試問，林連宗已於前一年3月被當局秘密非法帶走，莫名失蹤，如何出席？而行政長官公署、警備總部等竟都佯裝毫無所悉？對民選的參議員都敢這樣蠻橫，何況是一般市井小民呢？事實上，二二八事件發生不久，陳儀在3月13日即呈上「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給蔣介石，裡頭胡亂羅織陳炘、林連宗等罪名，其卑劣險詐的程度實令人髮指。
對比林連宗在1946年12月於南京參加制憲大會時，寫信給剛當選台中女中學生代表的女兒信貞，談到他理想中憲政民選的進步力量，以及鼓勵她務必努力，則高下立判：
「國民代表現在大約有一千六百人，其中八十多位女性。妳現在開始一心奮發來選女代表，女性如果有能力也可以做到大總統，請奮發。」
林信貞於2015年過世，隔一年，中華民國台灣選出第一位女性總統，70年前林連宗具前瞻性的盼望與信心真的實現了，如果他在天之靈有知，或許也能感到些許寬慰吧？
只不過，現實生活裡陳炘、林連宗的家屬，至今還是等不到兩人死亡的確切日期，也不曉得遺體在何處，而造成時代悲劇的始作俑者——那些「欺負咱的人」，卻仍盤踞在中央的國會、地方縣市與議會，長年把持體制與既得利益，實質從未在野，他們繼續分配政治特權，形成恩庇關係，甚至包裹新興的對內戰鬥假象，造成轉型正義無法百分之百落實，好不容易走到今日的自由民主，隨時有被保守與朝貢心理顛覆的危機。
這陣子異常焦慮時，我都會想起從日治時期到戰後的這批早逝的台灣菁英人才，以及複習他們停格在1947年的故事：陳炘、林連宗、吳鴻麒，還有林茂生、施江南、張七郎、李瑞漢、林桂端、宋斐如、湯德章、王育霖、陳澄波等，試著想像以他們的教育、他們的經歷、他們的作為與他們當時對台灣的期待，若面對到今日島嶼遭遇民主意志動盪、憲政體制飄搖之際，會做出什麼樣的判斷？會做出什麼樣的呼籲？會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每當想到這些前輩菁英，我便感覺現階段台灣所享受的民主果實，他們也應該或更值得要擁有；每當想到台灣民主發展眾多轉折點，我無法不感激來自天上的看顧，而眼下的我們還有好多事情可以努力、值得努力，得更加努力；每當想到這裡，我焦慮的心智彷彿能被好好的安頓，並堅信自己手中選票的力量，以及將與我同行的千萬無數民意。
天色漸漸光。
註：左圖為林連宗與愛女林信貞合影，右圖為陳炘全家於台中住處留影。
（轉載自：Matt Chen 2025/07/24 臉書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