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外故事〕當富家女愛上窮政治犯──高儷珊和林永生的生死苦戀（下）
高儷珊 口述．陳銘城 採訪整理
林永生坐牢時，我不願讓人知道。即使施叔青曾問我林永生為何不來學校，我也不說。後來，我在明台產物保險公司上班，也不讓公司同事知道我去探監。每週二的下午，是景美看守所的面會日，我就是傻呼呼的，也不懂得害怕和惹麻煩，接連著三年我總是跑去景美看守所。直到三年後，林永生被送去綠島綠洲山莊為止。當時明台產物保險公司，曾誤認為我每星期溜班去約會，而告訴我父親，他當時是明台的股東，讓他很沒面子，一直想阻撓我等候林永生的想法。
▲林永生夫婦與岳父母合照。
有好幾次，輾轉換車，又在雨中走著泥濘的爛泥巴路上，好不容易到了景美看守所想去面會林永生，但是等了許久，得到的答案卻是，他因不服規定或是和人打架，被處罰取消面會，有好幾次，我一整個月見不到他，我一路哭著回家，那種思念、牽掛和失望的心情，實在是無法描繪的。
有一次，我的環境煎熬和永生的坐牢，讓我情緒壓力很大，我決定跑到新店屈尺林永生山上家裡住。當時苦等不到我回家的媽媽，趕到山上要帶我回家去，我回嘴說不想回去，當場被媽媽打了重重的耳光。她過去不曾打過我，當時的氣氛林永生家人也不敢留我，只是催促著我快跟媽媽回家。曾經，我也想找出自己和林永生不適合在一起的理由，不論是自己的身體弱或是兩家的生活環境太懸殊，將來我要如何在新店山上當林家的媳婦，又要如何不讓父親生氣。但是這一切的煩惱，還是因我們倆人的情感，支撐過了一切的考驗。
林永生出獄後，我們就結婚了。那年我二十九歲，他三十二歲。我在明台產物保險公司上班時，我省吃儉用地存了四十萬元，準備讓他做生意。那是我節省又吃住在父母家，也不買衣服，只穿母親的舊衣服，再跟會仔所積蓄的四十萬元，他先和朋友做車床生意，不久就虧掉一半的二十萬元，再到南方澳當磨珊瑚的學徒。半年後，在台北和平東路和難友邱新德合開珊瑚藝品店。也拿我父親給我當嫁妝的台北延平街房子去銀行抵押，來做生意和買新店建國路夜市的房子，給林永生父母住。
▲林永生、高儷珊結婚照。
珊瑚藝品店的生意做了三年，但訂單少，我們已經負債兩百多萬元，經營得很辛苦，每當我告訴他債務時，林永生常會不高興。他沒有成本概念，卻十分慷慨大方，每次有黨外的朋友來店拿走免費的珊瑚樣品去，往往就沒有下文，只要我提起他們拿走的樣品沒給錢，又沒訂單，林永生就會不高興。跑銀行借錢，就是我的問題了。但是後來三、四年珊瑚生意變好了，邱新德他們都賺到錢，我們卻已經離開這一行了。
當時，我父親在南投設工廠，想找我們去工作，我就和永生弟弟先照顧珊瑚藝品店生意，由林永生先去南投工廠。他在人事和管理上很有一套，工廠裡的人，也都很服他、聽他的。接著我也結束珊瑚店工作，帶著一歲多的兒子到南投去找他。
有一次，我不經意的說他一句:「你在這裡當安樂王，大家都聽你的。」他竟然生氣，捲起包袱回台北，他不願吃岳父的頭路，而讓人說閒話，不久，父親也叫我哥哥找他回南投工廠，工廠裡的同仁，也組團來找我父親要叫林永生回去。當時，南投的工廠，父親也給我股份，他又給林永生廠長的紅利。一度我的弟弟有點不服氣，但是父親卻對他說:「永生的領導能力好，何況，爸爸對他好，他對工廠和對你姐姐也都好！」
離開南投後，林永生和難友林水泉合組建設公司，公司有賺了點錢。後來林水泉移民美國。林永生想和友人另組建設公司，我們商量後決定賣掉新店的房子，來投資新的建設公司，這是1981年的事。但是這件事卻被林永生家人誤會成：我要賣掉公婆住的新店房子，還錢給我的父親。為此，我和兒子住在延吉街，他和家人都不過問，建設公司開幕時，他也不找我去，半年左右就虧掉當時賣新店房子的一半資金。林永生很孝順，他的母親常說他是長子，應負起家計責任，每個月要拿錢回去。當時他每個月拿六千元給他母親，卻又曾聽他出去打公共電話，和他母親講電話，她要他再多拿錢回去。想想，我從不因他窮而看不起他，但他卻常被錢為難和忍辱。
後來，我和林永生、兒子一起住在延吉街家，我在一家輪胎公司當秘書。每天早上在他去建設公司，我才去上班。下班後載他和兒子回家，煮完飯後，我累了，洗碗筷等家事，就都交給林永生負責。當時兩人的收入少，於是把延吉街房子分租給當時在電視台主持「五燈獎」的節目主持人李睿舟夫婦。
▲林永生抱著兒子林凡尊。
1983年我的父親病逝。他生前一直很生氣林永生和我離開南投工廠後，他想叫我們去花蓮和平大理石工廠，林永生都因自尊心強，不願去吃岳父給的「頭路」。父親因為生氣，而將不少原本要分給我的股份移轉，不給我，後來突然因糖尿病併發症引起腦中風而病故，股票也還來不及改回來給我。父親逝世時，林永生每天去守靈。當時小孩和飯菜都由他準備，我身心俱疲，頓失方向，我覺得自己很對不起父親，讓他為我和林永生的婚姻操心，這時林永生也一直安慰我。
隨著政治氣氛的轉變，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前，政治受難者蔡寬裕等一、二十位前輩，他們就常藉口「林永生女兒滿月」，到延吉街我家裡舉行政治聚會。林永生也在當時呂秀蓮的拓荒者出版社寫一本《透視許信良》，當時他以筆名「劉樵」為文。由於林永生有政治黑牢經驗，他曾告訴呂秀蓮不要南下高雄，參加人權日遊行，否則國民黨會抓人。美麗島事件的大逮捕，卻是台灣民主、人權的里程碑。林永生也因而更投入街頭、民主運動，這是讓他最開心追求理想的工作。
▲女兒周歲慶生全家合照。
1987年林永生和難友們籌組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積極走上街頭。每次出門前，他常在家門口伸手向我要車錢。我總是提醒他：「不回家沒關係，但要打電話…」。我因小孩小，還在讀書，我很少跟他上街頭。接著又是1988年蔡許台獨案、新國家運動。林永生、鄭南榕、黃華展開一波波遊行、自焚和坐牢的抗爭行動，然後又是「台建組織」在台中不惜以汽油彈行使抵抗權的抗爭。這段時間，林永生很少回家。接著就是他第二度坐牢。那時我想不等他也不可能了，我認為自己好像一個棄婦。丈夫不見了，連一通電話也不打回家，我實在很怨他。當時我心裡想，等他出獄後，就跟他離婚。
1992年刑法第一百條修正後，所有牢裡的政治犯都被釋放，第二度入獄的林永生也出獄了。但是，誰想到他卻在獄中得到癌症─「肌肉纖維腫瘤」，原本醫生說只有三個月的壽命可活，我決心陪他走最後的生命路程。在我照顧下，他活了二年多，也讓我從怨恨他，轉而了解林永生的生命哲理和政治理想。
▲林永生第二次被捕當時。（左起）許龍俊、林永生、江蓋世。
林永生罹癌後，我開始發覺自己也有不對的地方，他在外面抗爭，我為什麼不會主動打電話找他回家，也不會想給他一些鼓勵或安慰，看到他生病的模樣，我才想到為什麼「以前很體貼他的我」，怎麼不見了！我也很內疚地想著：「讓他高興，又何妨！」於是，我每天為他熬煮中藥，連陪他到美國二十多天，參加台灣學生社和台灣同鄉會，也一路為他煮湯藥。這兩年多，讓更了解我的丈夫，但他的時日卻剩不多了。他得癌以後，變得很好和人相處，他對人尊重，有愛心，我知道他將參選時的捐款，拿去辦「基層之聲」電台，是想讓黨工兄弟免於流離失所。
林永生病逝後，我和他的同志，為他編寫出《海洋的國家》乙書，對他的犧牲和打拼有著較完整的述說（他坐牢的文物、書籍、我都捐給人權園區）。但是，更讓我傷心的是，在林永生走後，我的兒子林凡尊，一個懂事、貼心的十八歲男孩，也因車禍身亡。
▲《海洋的國家》書封面
我常想兒子的車禍，間接地是我害他的，我1993年夏天陪林永生去美國，兒子才16-17歲，都自己一個人吃住。較早他常從電視上看到爸爸林永生的抗爭或靜坐，他常擔心爸爸的身體不適，想哭和想爸爸時，又怕被別人看見，將自己關在房內偷哭。林永生第二次坐牢時，我沒帶兒子去面會，這個懂事又善解人意的孩子，常常為他父親擔心，但從不敢流露出思父之情。
我失去了丈夫林永生之後，我也得到更多他的朋友的關懷，也知道他贏得許多人的尊敬。在我失去兒子的時候，同樣地他生前的同學好友，也當我是他們的母親，他們時常代替我兒林凡尊來問候我、關懷我。 我雖失去了一生最愛我和我所愛的三個男人─我父、我夫、我子，他們給了我最多的愛，卻都捨我而去，也給了我許多的苦痛、折磨與不捨。啊！再見啦！我這一生的生死苦戀！
〈本文結束〉
＊2012年10月13日林永生的遺孀高儷珊女士，因大腸癌病逝於台北榮總醫院，將於2012年11月18日上午08:30，在台北市第二儐儀館懷親廳舉行告別式公祭。
本文經陳銘城先生同意轉載，謹此致上謝意。原刊於：《追思 政治受難者》部落格，下篇在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