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的反思：共黨中國的性質與反共問題
陳弱水
編按：這是陳弱水教授在12月6日「《自由中國》的遺產與當代民主的試煉」論壇的演講稿，由於反應不錯，徵得陳教授同意，修訂後刊於此。（2025/12/10）
一、問題的所在
臺灣現在面臨中國的嚴重威脅，已經到動搖生存基盤的地步，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集體意識，所有相關的集體行動，都會影響到我們所知的臺灣能否存續，牽連到我們幾十年來的工作和奮鬥是否還有意義——還是說，一切只是一場大幻象？
這個問題有一個重要的面向：反共。現在壓迫臺灣、要消滅臺灣的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共產黨不是一般的政治團體，它是有巨大摧毀性，在20世紀歷史上令無數人聞而生畏的組織。「反共」的聲音和意識曾存在於世界很多地方，在國民黨統治臺灣的大部分時間，更是黨國的首要政治號召。問題的另外一面是，臺灣現在也有親共的力量，這些人不只是中國共產黨的協力者，有的已達到盟友的程度。更詭異的是，這些親共的組織和人士，是從臺灣最反共的集團演化而來的。號稱反共者變成內應，是歷史對我們的嚴酷挑戰。此外，在當前的公民運動中，也有強烈的反共呼聲，希望以此作為抵抗侵略、保衛家國的精神武裝。這個紛亂的局面衍生出以下的疑問：什麼是反共？如何理解中共與共黨中國？反共的觀念還足以做為我們行動的思想基礎嗎？如果不足夠，應該如何調整？
這裡涉及嚴肅的認識問題，是本文所要處理的。
二、作為極權政治組織的中國共產黨
臺灣正面臨中國日夜不息的巨大威脅，很多人仍然缺乏憂患意識，嚴重影響我們的防衛準備。何以如此？至少一個重要因素是認知。臺灣對中共政權普遍認識薄弱，把中國就當成另一個國家，跟我們或其他專制國家沒有太大差別，而不了解它是特殊的體制，不了解它的作為、心態以及可能對我們帶來的粉碎性劫難。
中國的體制是什麼呢？根本來說，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這是遠比共產主義更符合實際的描述。要了解中共，必須對極權主義以及極權主義在中國的樣態有所認識。
極權體制是人類歷史上的新生事物，是由列寧於1910、20年代之交建立共黨蘇聯而開啟的，以前不曾存在。1930、40年代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特別是希特勒統治下的納粹德國，是極權主義另一形態。1949年以前發動武裝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和1949年以後中共治下的中國，直接承襲蘇聯的極權主義，近期已成為百年來最強大的極權體制。與一般威權統治相比，極權體制的基本特性在於，它不僅壟斷政治，而且尋求對全社會的控制，它不僅鎮壓政治反對組織和行動，並且尋求對全體被統治者心靈的操縱與塑造。它的行為方式因此異於一般。
極權體制雖然存在才剛超過一百年，但仍然是非常龐大的現象，現在以列舉特點的方式，勾勒這個體制的大概。本文的主題既然是中共與共黨中國，描述的根據應當以中共為主。不過，中共極權主義的特色幾乎蘇聯都有，而且或多或少是受蘇聯影響，我就不對兩者做特別區分，只在有需要的地方做個別說明。此外，要恰當認識共黨中國，其實也會涉及法西斯主義，這一點留待後面再談。以下說明中/蘇體制的特點。
1.極權主義最根本的特點是全面控制。
極權主義不僅壟斷政治，而且尋求對全社會的控制，對全體被統治者心靈的塑造。用社會科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抹煞人的能動性（human agency）。這不是超離現實的抽象論說，而是活生生正發生在香港的事。這種極端思想最初之所以能付諸實踐，主要是因為共產黨以打倒資本主義、打造平等社會為名，施行土地與經濟生產的國有化，民間和個人喪失資源，導致任人宰割。中國於1970年代末期文革之後，為了挽救瀕於破產的經濟與政權合法性，開放市場運作，引進外資，創造了有活力的民間經濟，但經濟的關鍵部門和其他方面仍然嚴格控制，習近平掌政後，極權措施又全面回潮。特別值得指出，近二十年來，中國利用新科技，強化社會監控，率先實現了數位極權主義。
2.黨是實現極權的工具。
極權主義之所以產生於20世紀初，最大的關鍵在俄國的馬克思主義陣營中出現一個特殊的團體，原來稱作「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後續改名為俄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等。這是秘密、紀律森嚴、權力集中的革命菁英團體。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沙俄崩解後的政局屬於少數派，最終卻奪取政權，再透過黨組織和秘密警察全面控制國家，包括軍隊，建立極權制。與此同時，俄共又發動世界革命，把這個組織的原理和經驗輸出到世界各地，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以及孫中山1923年起與共產國際合作，都是重要的成果。
共產黨的特點在於，它奪權之前是秘密的革命團體，建立政權後依然是秘密的，它不但掌握政治中樞，而且像基因移植一般，盡可能植入整個國家的所有細胞。它控制一切，但不受控。這是極權主義的真髓。
3.崇尚暴力，公開宣揚恐怖統治。
極權組織和政權的大規模暴力不勝枚舉。極權組織不但殺戮不服從者、自己想像中的敵人乃至一般民眾，還大肆殘害本團體的成員。中共建黨後不久的1930年代初，贛南蘇區就爆發「反AB團」恐怖事件（AB：Anti-Bolsheviks，反布爾什維克），其間充滿野蠻酷刑，死亡人數估計達數萬。其他蘇區也有肅反（肅清反革命）和屠殺。毛澤東1942年起在延安發起整風，延續三年，清洗革命陣營，對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改造。除了殺人、酷刑，無數的人受到折磨，自殺、精神失常時有所見。文化大革命已經在延安預演。中共的肅反、政治運動經常和毛澤東連在一起，其實遠不止是毛的問題。
極權主義不但使用極端暴力，而且公開展示這個態度，最早是1918年9月5日布爾什維克的「紅色恐怖令」（The Red Terror）。從歷史看來，極權政權建立一段時日後，大規模暴力會減少，但不受控的選擇性暴力繼續存在。由於不受控，如果當權者認為有需要，大規模暴力隨時可以回來。蘇聯和中共相比，蘇聯的特點在不斷屠殺，中共則還用各種方式折磨，包括身體與心靈的折磨，達成馴服和改造。而且，中共的恐怖政治不只透過特定機構進行，而且全面動員群眾，這個特點，在今天中國對臺灣進行的滲透和認知戰也有反映。
極權體制的狠戾之風與暴力性格反映出，它在行為上沒有底線，往往不計後果，在心態上，則是反人道主義，無人道價值。極權國家輕易使用暴力，也常使它們有擴張的傾向。
4.執著權力，唯權力是視。
在早期的極權體制，權力決定一切，權力和政治地位是唯一的重要資源，統治集團對權力有極深的執念，取得權力、保持權力是首要關心。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創了極權主義歷史上罕見的經濟繁榮，但權力還是最重要。權可謀錢，錢不一定能換權，權、錢衝突，後者必須避退，而且私有財產並無保障。在中共歷史上，政治運動往往與權力鬥爭有關，執著權力今後仍可能是重大決策中的要素。
5.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手段靈活多變，具欺騙性。
布爾什維克出自沙俄末期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激烈派，在它的思想淵源中，本來就有為了革命，不必有任何道德顧忌的想法。在現實上，布爾什維克以少數派勝出，巧詐手段有很大貢獻。「統戰」（統一戰線）的概念也是在這個時期發展出來的。在中國，俄共手段變異以求達到目的的做法，和中共反智的社會邊緣人文化很契合。在中共的歷史上，什麼話都說過，什麼承諾都做過，只要不合它的最終目標，説的時候就沒遵守的打算。
前面說，對於當前中國，比較準確的描述是極權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何以如此呢？還是要回頭看極權主義的出現。極權主義誕生於俄國的共產黨運動。最初的源頭是，馬克思（1818-1883）和一些社會主義者認為，實現社會主義，要由被資本主義剝削最嚴重的工人階級發動革命，他們才有足夠的動力，革命成功之初，政權和生產工具也要由這些無產者來掌控。在20世紀初的俄國，列寧把這個想法具體化為，一個秘密的職業革命團體宣稱代表無產階級，建立政權後，這個團體透過暴力和全面控制來實現革命的目標。在俄國原初的形式，極權體制是為實現社會主義而組建的，它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工具。
但歷史經驗顯示，極權體制一旦發動，有它自身的邏輯，和原初目標的關係變得複雜。現在中國還是極權體制，但它是為什麼目標服務呢？第一是為極權的存續服務，權力自身成了目的。用儲安平（1909-1966失蹤）的話來說，共產政權成了「黨天下」，我們現在也可稱為「黨朝」。（註1）第二個目標是中華民族主義，這也是最強調的目標。
至於社會主義呢？從歷史看來，文化大革命之後，社會主義就不是中國立國的目標了。共產主義革命的果實還在，全國的土地還在黨國手裡，國家還握有大量的資財和產業，但它們變成國家資本主義的工具。就現實而言，中國的社會平等完全沒有特殊的地方，2023年財富吉尼係數（0.371）比臺灣（0.272）、日本（0.286）、南韓（0.327）都高，也就是財富分配更不平等，社會福利體系也相當落後。臺灣和臺灣以外不少人仍然站在左翼的立場肯定中國，連結中國。說得好聽，是時代誤置，說得不好聽，是虛偽不誠實，用中共的口吻來說：「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三、法西斯與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的另一支是1920至40年代的歐洲法西斯主義，以義大利、德國為主，事實上，極權主義的概念正是產生於1930年代的法西斯浪潮。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以此達到社會主義的境地，法西斯主義則以極端民族主義為號召，常被稱為「超民族主義」或「超國族主義」（ultranationalism）。
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有很高的相似性，兩者思想來源不同，一個是國族主義，一個是社會主義，但都是以摧毀現存秩序為目標的革命運動。它們之間的相似不是偶然的。法西斯運動興起稍晚於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有模仿後者之處，事實上，法斯西運動的第一位領袖墨索里尼（1883-1945）年輕時是義大利社會主義激進派的領袖，可能還見過列寧。由於法西斯與共產黨是死敵，兩者間的關係是敏感問題，長期受到隱蔽。蘇聯規定，所有的反共勢力都只能稱為法西斯，並禁止使用極權一詞，因為極權主義的說法很容易把共產黨和法西斯相連在一起。
共產黨和法西斯都建立菁英革命政黨，企圖一黨專政，組織黨的衛隊，鼓動群眾運動，蔑視道德，施行大規模的恐怖暴行。建立政權後，摧毀民主體制，以黨和秘密警察控制國家與軍隊，並對社會、經濟進行嚴格管制，驅使全社會為國家服務。
法西斯的標誌是狂熱民族主義，特別強調民族的衰敗與羞恥，由此奮起復興。不同國家的法西斯主義具體目標不同。最暴烈的納粹以猶太人為陰謀控制世界的劣等民族，肆行監禁屠殺，並宣稱德意志人的「生存空間」，發動侵略戰爭，往東歐擴張。法西斯與共產黨最大的不同在於，雖然強力介入經濟和民間社會，但未摧毀既有的社會體制，希特勒（1889-1945）還認為私有財產有助於國家的強大。在實際措施方面，義大利法西斯政權尤其不如其言論嚴苛。法西斯與共產黨在這方面的差異，主要反映的是義大利、德國與俄國（以及中國）本來歷史文化條件的不同。極權體制和原有社會文化條件的相容性是有關極權主義的重要問題，顯然相容性越高，極權體制越容易生根、持久，甚至有吸引力。（註2）
法西斯政權存在的時間相當短，積蓄的力量不如共產政權，而且存在時屬於狂熱和戰爭階段，無法觀察到政權穩固的狀態。法西斯和了解共黨中國有什麼關係呢？最主要的關係是，法西斯是超民族主義的極權政權，中共正走在這條路上。
四、中共與中華民族主義
現在我們看到，中共極權體制雖然保有社會主義政權的名義，實際上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為了解這個問題的涵義，需要認識中共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中共當前宣揚的中華民族主義也是歷史上的新生事物。一般認識中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雖然有前近代的淵源，主要是近代現象。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始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知識界領袖大力鼓動，做為強化中國的精神意志以立足於世界的武器。
中國民族主義的內容是什麼呢？一開始並不很清楚，基本上是立基於漢人意識的漢民族主義，但在各種含糊的談論中，出現了一個歷史上未曾有的觀念，叫做「中華民族」，它與傳統的「華夷之辨」剛好相反，認為在傳統的華夏夷狄之上，應該有一個上位的大民族，夷夏之別變成夷夏一體了。
所謂中華民族，根本來說，就是認為清朝可以不繼續存在，但清帝國打下的江山必須保住，由此主張這個範圍中的所有人群是單一民族。這個意念最早的經典論說是楊度1907年的長文〈金鐵主義說〉。（楊度〔1875-1931〕即1915年籌安會六君子之首。）
楊度認為，如果中國在傳統華夷思想的基礎上發展民族主義，將會有複數的民族主義，難以保全現有的領土和人民，但中國不可以失去其中任何一部分。既然不能流失任何民族，就必須大家合在一起。他說：「人民既不可變，則國民之漢、滿、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為一，而不可分一為五。」如何五合一，創造一個大民族呢？要靠同化政策：「滿漢之界全然混合，然後合滿漢之力，以營蒙回同化之事，且以及於西藏」，最終結果是「混合萬種之中華民族」。在楊度撰文的時代，中華民族的觀念並沒有那麼清晰，他提出的是後來最有力量的版本，也就是漢族主義征服版，實際上是傳統的「用夏變夷」。
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族一詞更為流行，但使用仍然有限，「中華民族」與「中國民族」常交互出現。這個觀念開始興盛，成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是在1930年代，主要出於日本侵略帶來的危機感。即使如此，在20世紀前半，中華民族觀念仍是一種光譜性的存在，有不同的類型。其中最激烈的，是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以及若干學界領袖的主張，代表作則是蔣氏的《中國之命運》（1943，主要由陶希聖代筆）。《中國之命運》提出徹底的一元觀，宣稱無論在歷史或現實上，中國只有一個民族。該書把中國歷史上乃至鄰國的各種族群都貶抑為「宗族」，連中南半島上的人群都如此，是很有侵略性的說法。
在民族主義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則大為溫和。中共早期民族政策的基調是民族自決，認為非漢族地區可以和中國本部組成聯邦，甚至承認非漢族的獨立權利。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前，中共很少使用「中華民族」一詞，而是用「中國民族」，這是一種寬鬆、非有機式的觀念。中日戰爭期間，中共逐漸改採中華民族的立場，但仍頗有節制，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出版後，中共強力批評其中的民族觀，認為赤裸裸違反事實。
中共在民族觀上的低調與開放，至少和兩項因素有關。首先，就意識形態而言，共產黨主張無產階級革命，是出於被壓迫者的角度，關連到民族問題，也應支持弱小民族。其次，在政治策略上，如果過於傾向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對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有利，毛澤東對此尤其敏感。
中共建國後，狂暴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和各種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後又施行「改革開放」，企圖活絡經濟，民族主義的議題並非最優先。民族主義成為中共的政治旗幟，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這時中國仍處於長期創傷的遺緒，經濟發展尚在起步，政治改革的理想又已失落，具有激情性的中華民族主義被當成填補政治正當性與集體心靈空白的利器，習近平掌權，又變本加厲。
從上述可知，中共近期極力運用中華民族主義，和中國國民黨的傳統是一致的。非但如此，國民黨來到臺灣，統治具有異質歷史經驗的人群，極力推動中國化，中華民族主義的政治重要性比在中國本土時更高一層。就近二、三十年的情況來說，國共在這方面高度契合。另外也要指出，兩黨原來在民族主義立場上的差異，恐怕是相當表面的。1930年代以後，中華民族主義已成為中國民眾間最大的情感力量，中共一方面無法自外於時代氛圍，另方面也不斷視時機，利用這個力量創造自己的政治利益，從一二九運動（1935）、西安事變（1936）到1970年代初的保釣運動都如此。至於實際政治措施，也一直是大漢族主義，中共1950年進入西藏，到現在沒有任何一位「自治區」黨委書記是藏人。在民族政策上言行不一，不獨中共為然，蘇聯也是如此。
五、國民黨在臺灣的反共思維
前面已經從不同角度討論了中國共產黨和共黨中國的特點，現在要看看國民黨在臺灣的「反共」。反共可說是國民黨在臺專制統治的「存在理由」，用來支持內政和外交上的各種作為。國民黨在「反」什麼呢？
國民黨宣揚反共是龐大的現象，有很多層面，這裡根據統治者的公開論述，說明其中要點。不過「反共」不純是思想和論述的問題，與政治形勢尤其密切相關。就蔣介石而言，中共對他最重要的意義是敵人，硬生生奪下他的江山的仇敵，他當然是要「反」的，這明顯是國民黨反共意識的底層。此外，國民黨在臺灣，很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防止蘇聯勢力擴張是美國在放棄國民黨後又轉而支持的關鍵原因，國民黨必須聲稱它是反共陣營或自由世界的成員。以臺灣內部來說，國民黨還在防共，防止革命勢頭正盛的共產黨滲入，國民黨也以此為藉口，鎮壓離心分子，臺灣因此付出血淋淋的慘痛人權代價。
至於公開論述的方面，我根據以下文獻說明國民黨提出的理由：
《反共抗俄基本論》（1955）、《蘇俄在中國》（1956）、《領袖政治思想》（1966）、《匪黨理論批判》（1965版、1973版）
上述文獻中，前兩本掛名蔣介石著，後兩本則是軍事院校的中高級教材。這些文獻的觸及對象顯然主要是國民黨陣營，可以作為統治者論述的代表。這四本全是長篇大論，其實要點很少，反映的是極權主義的論述形態。極權主義的西文原文意思是「全體主義」，指企圖控制社會全體的政治主張，既然要控制全體，就須天文地理，宇宙人生，大談一番。1920年代以後的國民黨深受極權主義影響，這是一個例子。
以下列出四個與現實關係較密切的論點。第一是把中共當作蘇聯的代理人，站在中華民族主義的立場反對，「反共抗俄」的口號由此而來。這是最頻繁、最突出但也有些奇怪的論點。在中共革命的過程中，共產國際和蘇聯給了很多支援，中共建國後，初期也向蘇聯老大哥「一面倒」，但除了建黨之初，中共的獨立性也相當明顯，毛澤東於長征期間掌權後，尤其沒有疑義。蔣介石和國民黨強調這一點，應該是容易論說，也因為痛恨二次大戰結束時吃了蘇聯大虧，但就中共批判而言，並未切中要點。
第二，指責中共殘殺人民、掠奪財產、壓榨民力、破壞家庭等「暴政」。國民黨這方面的批判其實相當零星（也許新聞報導較多），另一個問題是，國民黨進行有關指陳時，缺乏正面的價值立場。自由主義者談論這種事，通常會從人道主義出發，國民黨就顯得模糊。
第三，指責中共施行無產階級專政，剝奪自由無民主。這方面的論述方式也和上一點相似，雖然有批判，但缺乏系統和價值立場，而且一再強調自由民主必須打折扣。例如：「所謂民主的精神就在紀律，而其具體的意義就是法治⋯⋯我們可以說世界上各個不同的民主政治，都有他的缺陷，都有他的流弊。」（《領袖政治思想》頁37引蔣介石語）；「我們反對把人當作物的共產主義。我們要尊重任何個人的人格尊嚴，但是我們要負反共抗俄的責任，也不能採取消極的放任政策，和絕對的自由主義⋯⋯。」（《反共抗俄基本論》頁63）
第四，指責中共破壞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罪人。就蔣介石個人而言，他思想的最大特點之一是文化保守主義。他抱持文化本質主義，尊崇儒家教條，敵視五四運動。不過，在他統治下的臺灣，這個特點主要反映於教育和宣傳，似乎要到文化大革命發動，才開始出現在反共論述。
從1950到70年代的公開論述看來，國民黨最明顯的反共策略是依附民族主義，把中共和蘇聯綁在一起。其他方面雖然有觸及，如暴政、自由、民主，但缺乏確定的價值立場，連人道主義的語句都很少看到，也就是說，共產極權主義不是國民黨反共思維的核心。
六、結語
最後要根據前文的考察來反思反共的觀念。
反共的涵義是不確定的，法西斯也反共，我們當然不接受這類的反共。在道理上，反對中共最主要的意義是反對極權主義，共產黨透過極權主義的機制發動革命，建立政權，這個手段早就反客為主，成為中共與共黨中國最深刻的性質。極權主義的根本特點是企圖控制全體被統治者，而本身秘密不受控，行為無底線，它是民主的反命題，公民社會的焚化爐。在實際作為上，共黨中國久已疏離社會主義的理念。如果談反共不談反極權，反共沒有實質內涵；如果以社會主義連結中國，則造成誤導，誘人進入極權的陷阱。共黨中國現在對內對外的真正號召是中華民族主義，是泯滅歧異的大漢族主義，這是極權中國與臺灣、海外華人某些成分的共享物，有人甚至相信極權是實現民族復興的有效手段。就這點而言，有著社會主義名號的中共反而接近另一形態的極權主義：法西斯。
在現實上，我們該如何界定反共呢？雖然當前中共的性質比較接近法西斯，但很難使用這個詞語。在日常語言，「法西斯」幾乎沒有描述的功能，它只是罵人的話。可以做的是讓極權主義的概念重生，把反極權的意念嵌入反共。1980年代中國推動「改革開放」，蘇聯和東歐共黨政權解體，此後在一般的論述，往往不對極權主義和威權統治（authoritarianism）或專制獨裁（autocracy）做區分，好像極權主義只是廣義威權統治的一部分。但歷史的演變顯示，這項區分有必要，它能幫助我們認識世界與事理，幫助我們面對艱難的挑戰。
1952年，殷海光在他的名文〈我為什麼反共？〉對他長年的反共思想做了檢討，得到一個結論，他現在反對共產黨的理由可以用一句話來代表：「反對極權政治」。73年前的這句話雖舊猶新，還值得我們參考！
（註1）儲安平的話見其〈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人民日報》1957年6月2日。
（註2）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的關係可見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Chap. 5 “Communism, Fasc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本文原為「《自由中國》的遺產與當代民主的試煉」論壇演講稿，於2025/12/6在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發表，現已稍作修訂和增寫，並更正錯誤一處。又，本文部分內容採自舊文：〈極權主義與中國威脅〉、〈中國民族主義的舊與新——莊萬壽《中國民族主義與文化霸權》再版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