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鍾逸人先生小記

訪鍾逸人先生小記

吳俊瑩

(原刊於2009/09/16)

暑假來臨前,周婉窈老師透過同學捎來訊息,問我有沒有意願一道去拜訪鍾逸人、李喬先生,聽到要去拜訪這兩位老前輩,當然是再高興也不過。周老師最近常安排我們這些後生晚輩與臺灣史前輩或耆老會面,似乎是在與時間賽跑,希望我們有機會認識學養及人生歷練豐碩的前輩,在知識上能有所「累積」和「傳承」。先前在臺北已拜訪過黃天橫與王世慶兩位前輩,這次老師則安排我們離開臺北,南下彰化北斗、苗栗公館拜訪鍾、李兩位前輩,2009年7月26日成行,老師和學生一行九人,從臺大校門出發,「下田野」!

拜訪鍾逸人先生前,我對鍾先生的印象僅停留於二二八事件時,他擔任臺中「二七部隊」部隊長,以及兩大本放在書架上特別醒目的回憶錄《辛酸六十年》(上)、(下),但我未曾細讀。為了拜訪鍾先生,且不辜負周老師一番美意,我總算把上冊讀完,但心中立刻浮現一個疑問與驚訝:在鍾先生筆下,「過去」歷歷在目,記憶力實在驚人!以下本文加引號的粗體字為當天鍾逸人先生的口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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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逸人先生獨照一。(翁稷安拍攝)

在與鍾先生的對談過程中,我提及他的記憶力驚人的問題, 鍾先生的回答是,在戰後身繫囹圄的十七年中,讓他得以整理思緒,不時會「回想起二二八事件時,自己哪裡處置失當,哪些該主張卻沒有主張,『自我檢討』」;獄中封閉的環境「除了三民主義的書以外,也不能讓你寫日記,不給你紙筆,怕你會秘密通信。所以沒事多少會想一些事情,在腦海中反覆。」反覆咀嚼思緒,當記憶逐漸沈澱、鮮明,落筆為文數十萬字言時,卻是以身體自由為代價,想來著實令人「辛酸」。

先說說訪問那天我對鍾先生的整體印象吧!當天鍾先生身穿花色直條紋襯衫,留著及肩白髮,臉龐上歲月留下的痕跡帶著幾分堅毅感,不見佝僂老態,只見精神矍鑠,散發的精神與打扮,很難想像鍾先生已年近九十(鍾先生出生於1921年11月19日,與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同年)。言談之間,鍾先生總能順著提問打開記憶之門,汩汩而出,對談內容都可與回憶錄的內容相互印證,說明他對大時代的自我理解,在寫就《辛酸六十年》時已然成形,這回憶錄就是他所記憶的過去。

正當我們大夥坐定,還不及開口請益鍾先生時,鍾先生便提及「他所認識的謝雪紅」。鍾先生所以如此在意謝雪紅,原因在於如何詮釋臺中地區的臺共在二二八事件所扮演的角色,如何理解這位曾經「背過、抱過」小鍾逸人的謝雪紅,還有她在「二七部隊」的角色與定位問題。鍾先生花了相當力氣為我們說明謝雪紅如何來「投靠」二七部隊,卻也承認謝雪紅是個厲害角色。鍾先生開場就說:「謝雪紅是訓練有素的人,曾到莫斯科接受過二年的訓練,比較有『企圖心』」。接著鍾先生提到謝在戰後開設一間大華酒家,這家店的前身是是日本時代的カフェー,[1]戰後謝雪紅就是「有辦法接收過來」;加上謝雪紅曾留學上海,「戰後外省官員很喜歡光顧這間會說上海話、北京話的大華酒家,官員來就由謝雪紅來應付」,可見謝雪紅高明的交際手腕。

同學們在行前討論時,就對鍾先生在二二八事件時,為何會提出仿效「愛爾蘭高度自治」的理念感到好奇,因為在臺灣史一提到愛爾蘭,借用周老師的新書《面向過去而生》的一句話,是象徵著日本時代臺灣反殖民運動的精神泉源(inspiration)。我們原以為鍾先生是發想自1907年梁啟超對林獻堂的建議。林獻堂與梁啟超見面時,梁建議林獻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採取愛爾蘭「勾結」英國朝野勢力,游移在兩大黨間,從而取得左右英國內閣之關鍵少數,博取內地權要同情的相同做法,牽制臺灣總督府在臺灣的施政。[2]但我們或許是聯想太多,根據鍾先生的說法,愛爾蘭自治理念的根源,是自己在1941年10月到1942年9月在日本內地被控違反治安維持法,被關在專門拘留政治犯的東京巢鴨(すがも;Sugamo)監獄時,為打發時間、充實自己,在威爾斯《世界文化史》中讀到的。但他從沒想到臺灣會有一天需要仿照這個辦法主張高度自治,希望「阮臺灣人有親像愛爾蘭之於英國那樣的地位」,鍾先生進一步說明高度自治的內涵是「國防、外交交給你們,治安、教育等看得到的這些,建設臺灣的人才濟濟,我自己辦就可以」,特別是戰後陳儀一連串的施政,已讓鍾先生感到「不可能期待他們來建設我們」。這話倒是又讓人聯想起與林獻堂與梁啟超見面時,梁任公說過「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救你們」。[3]臺灣掙脫殖民統治命運唯有自己奮鬥,這或許也是鍾先生何以在二二八事件時,想要組建一支武裝隊伍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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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全景。(翁稷安拍攝)

我的興趣是臺灣法律史, 鍾先生也特別描述前述他違反治安警察法遭檢察官問訊的細節,值得記上一筆。 鍾先生用豐富的肢體動作,激動的語氣模仿檢察官口吻,當下語言一時還轉換不過來,兼雜北京話,脫口說道:「你這個傢伙!年紀輕輕!就想要謀反,這些書我不相信你真的有讀,你還年輕,有前途,出去之後要好好做帝國臣民。」這裡所說的「書」是《アナキズム與社會科學》,アナキズム是指無政府主義(anarchism),無政府主義的主張即是「變更國體」思想,是當時治安維持法所要取締的對象之一。[4]鍾先生接著說了一段檔案中怎麼也看不到的觀察,他說檢察官提訊時,如果對當事人當場開罵、敲桌猛打,「暴聲」(pō- siaⁿ)的,大部分都是沒有要被判刑的,多是不起訴處分,疾言厲色,目的是在使當事人受驚害怕,教示(kà-sī)一番後釋放;相反地,如果說沒幾句,語氣平和,多半是要起訴送法院。

前面提到鍾先生在二二八時,曾組建二七部隊,但要能組織部隊,最基本的就是武器彈藥來源,現在看來,鍾先生取得武器彈藥的過程頗具戲劇性。但若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臺灣因歷經一九三○年代末期以來的戰爭動員,民間無時不處在高度軍事化的體制下,由此背景來想,能夠取得武器彈藥就不那麼令人訝異了。1945年10月初,鍾先生運用他所加入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力,協助處理等待國府軍隊接收的臺中「誠師團」參謀長岸本重一大佐(相當於上校),遭到臺灣「鱸鰻」(流氓)丟擲石塊攻擊事件。岸本基於感謝拿出兩張地圖,分別是由日本陸軍省測候局所繪製的臺灣全圖,以及臺灣軍參謀部測定的臺中州圖。地圖上頭用紅藍筆畫了許多點、線的記號,岸本一再反覆為鍾先生解釋符號意義,並說「將來或許用得到」。1947年3月鍾先生成立二七部隊後,便命自動車隊(汽車運輸隊)長吳金燦按圖索驥,找到這些彈藥庫的地點,獲得許多子彈、手榴彈等輕武器,這些輕武器原是日本軍要應付二戰末期美軍登陸之用。當時臺灣不少海岸邊挖有十到十五公尺的壕溝,就是預備美軍水陸兩用登陸艇登陸時,「就叫臺灣兵用手榴彈綁在上頭,或讓它壓過去」。但美軍要在哪裡登陸,並不清楚,於是就準備許多輕武器,如就近儲放在大甲溪邊的山壁附近,不埋在山中,方便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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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中的鍾逸人先生獨照二。(翁稷安拍攝)

臺灣人由於曾經歷日治末期的戰時體制,對組織動員並不陌生,以二七部隊為例,隊伍成員有來自「青年學校學生、有當過日本陸海軍『志願兵』的,也有做過海軍工員和軍伕的,參加過高砂義勇隊的也有」[5];臺灣女性在戰爭期因跑空襲及防護團演練的本能反應下,在二二八事件後立即為民軍發動組織炊事隊,不眠不休地為民軍「捏飯丸」和訓練救護隊。[6]當天雖未與鍾先生聊及上述內容,但卻是回憶錄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內容。

走筆至此,想以鍾先生家裡客廳十分有意思的擺設做為心得結尾。我們一行人一進門,就對鍾先生家的裝潢頗感興趣,獨棟透天的寬敞當然是不用說,客廳落地窗外是一池鯉魚,池畔旁種滿各種植物,高低參差錯落,屋外造景連同建築物, 都是鍾先生一手打造。特別的是, 周老師在車上就先說 鍾先生家有「壁爐」,大家心想亞熱帶的臺灣,寒流來襲,也不過10度上下,雖冷,但還用不著壁爐吧!到鍾先生家一看,果真有壁爐,但沒有煙囪管道,純裝飾用,只不過上頭擺設令人玩味。這西式壁爐上擺著香爐,「供奉」的不是「公媽牌」,而是一尊綠色的「自由女神」,兩旁則有鍾馗與布袋戲偶作為左右護法。 鍾先生說,放鍾馗是取同姓之意;布袋戲偶不拿大刀,橫持「米國旗」意指嚮往「自由民主」;兩側本該放上鮮花的瓶罐,則插滿他曾經支持過的綠營候選人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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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爐上的擺設。(翁稷安拍攝)

這麼有深意的擺設,不禁讓旁人會心一笑。然而對這位曾被以「內亂罪」為名,在牢獄中度過十七年漫長青春少壯歲月的鍾逸人先生來說,這樣的安排或許是一種精神上的反抗,以及對臺灣未來民主自由前途之路的一種「祈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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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鍾逸人先生及夫人(中二)合影、周婉窈老師(右四)。(翁稷安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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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鍾逸人先生及夫人(中二)合影。(陳慧先拍攝)


[1]鍾先生特別跟我們解釋「カフェー」在日本時代是可以「喝酒、跳舞」的地方,也有服務生,「跟臺灣的酒家又不太一樣,沒有划拳。」

[2]蔡培火、吳三連、林伯壽、葉榮鐘、陳逢源,《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1971),頁3-5。

[3]蔡培火、吳三連、林伯壽、葉榮鐘、陳逢源,《臺灣民族運動史》,頁4。

[4]治安維持法第一條:

「組織以變更國體為目的之結社者,或從事該團體幹部之指導任務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懲役或禁錮;知情而加入或從事遂行結社目的行為者處三年以上有期懲役」。按治安維持法在1925年以法律第46號公布,1941年5月15日經過一番大修,提高刑度,法網更趨嚴密,前引為鍾先生行為時之法律。資料來源:中野文庫http://www.geocities.jp/nakanolib/hou/hs16-54.htm(2009年9月10日拜訪)

[5]鍾逸人,《辛酸六十年》(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頁493。

[6]鍾逸人,《辛酸六十年》,頁474。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09/09/16 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