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亞昕核三公投辯論會發言稿（完整版）
吳亞昕
第一段
正方代表黃委員、主持人吳委員，以及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亞昕，我今年20歲，即將要在8月23日的公投投下我人生中的第一票。
今天，我受到民間團體的邀請，在這次的核三重啟公投意見發表會中擔任反方代表。我反對核三廠重啟，是因為在逐漸了解核能的過中，一再地發現到核能的風險，會深切地影響到我們這一代，甚至未來的好幾代人的生活。
今天，跟我一起站在這裡擔任正方代表的黃國昌先生，在2018年時，同樣受到公民團體的邀請擔任「核能公投」的反方代表，並宣稱「追求非核家園是他不變的價值」。剛剛他試著講了很多不同時空背景下已經改變的因素，但是我還是不能理解，核廢料處理跟2018年一樣，仍然只能繼續放在核電廠內，現在我們也還找不到最終處置場；而地質科學早就確認，核三廠下方是活動斷層，這些都是科學事實。
身為公民，我感到非常困惑。希望我等一下說明之後，黃國昌先生能夠明確告訴我們：核廢料究竟要放在哪裡？要如何克服斷層問題？又該怎麼面對核災風險與世代正義的挑戰？
作為一名20歲的青年，我和許多的同齡人一樣，希望台灣的未來持續邁向環境永續與公平正義。因此，我們反對核三廠的「選址不當」，我們也反對「所有能源設施的選址不當」。
為什麼會說核三廠的選址不當呢？
有人可能會說：「以前的人哪有那麼傻？知道底下有斷層還把核電廠蓋在上面？」
事實是，核三廠興建於1980年代，當時地質學的知識發展程度，與現在有極大的落差。像是現在國高中生在課本中學到的「板塊漂移論」，其實是在1970年代才逐漸成為台灣地質學界的共識。
在2011年福島核災後，全球開始意識到核電安全的重要性，紛紛提升地質安全的標準，台電也對核三重新進行地質調查，在最新的報告中發現，被歸類為活動斷層的恆春斷層、直接了穿越核三廠的場址，並且離反應爐不到900公尺。
由此可見，地質科學的知識一直不斷地在進步當中。
有人會問：「耐震設計不是可以防範地震嗎？」
答案是當然可以，但台電的報告指出，經過美國的地震危害分析評估，核三廠可能面臨的地震強度是1.384g的加速度，是921地震強度的三倍之多。然而，核三廠原本的耐震設計只有0.4g，後來雖然將部分設備提升到0.72g，但這也還遠遠不足以達到國際核能安全的標準。
既然如此，如果要把核三廠的耐震係數提高到1.384g，要花費多少時間與金錢？沒有人能給出明確的答案
更重要的是，其實正方代表們都不太敢提到，耐震補強並不能解決全部風險。
台灣是兩大板塊在「造山運動」下形成的島嶼，斷層多、地震頻繁。地震的危險不只是搖晃，斷層錯動會直接造成地表變形，也可能導致斷層帶之上的建築傾斜或倒塌，這在花蓮403大地震中可以看到這些現象。因此，蓋在斷層帶上的核三廠所面臨的風險，是即使建築物再能抗搖晃都沒有用的。這時，即使耐震係數再高，也無濟於事。
那我們該怎麼做呢？
國際上有兩個例子，一旦發現核電廠底下有活動斷層時，美國選擇直接將核電廠除役、並遷走核廢料；而日本則是明文規定，不允許重啟運轉。
台大的地質科學系教授陳文山也曾經說過：「廠區底下有活動斷層，是非常危險，且不是人為力量可以改變的。」。
我想請問民眾黨黨團，你們提案在「確認無安全疑慮」的情況下重啟核三，這裡所謂的「安全無疑慮」是什麼意思？又要如何做到？
接著我們來談談，如果真的發生核災，對我們會有什麼影響？
2011年的福島核災，對於全球而言都是一個警鐘，它證明了核電廠並不是「無安全疑慮」。福島核災後已經14年過去了，但直到現在，仍有2.4萬名居民無法回到自己的家鄉，只能以避難者的身份在日本各地避難。有許多跟我一樣的青年得到甲狀腺癌，甚至有更多青年，必須每年接受檢查，這就是核災的代價。
這幾天，我收到了一封來自福島青年的信，他叫做曾根俊太郎，只比我大了一歲，信裡面寫了他想對台灣年輕人說的話，我來唸給大家聽：
| 各位親愛的臺灣年輕人： 我叫曾根俊太郎，二〇〇四年出生，今年二十一歲。我在福島伊達市出生長大，之前一直與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和哥哥一起生活。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時，我六歲，正就讀幼稚園大班。下午站在陽台時，我第一次經歷了劇烈的搖晃。我們先是到遊樂場避難，接著與來接我的爸爸一起乘著小貨車回家。但為了提防餘震，我們仍待在車裡。那天，在媽媽給的隨身電視中，我不斷看到黑色的海嘯越過堤防、吞沒陸地的畫面。 隔天起，我就被禁止外出，兩週後，家人決定至新潟避難。當時我無法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直到後來才知道，原來是核電廠的事故。3min 已經過了十四年了，但事故還沒結束。到目前為止，已有三百位以上的孩童得了甲狀腺癌，而像我這樣的年輕人，也每年都接受甲狀腺癌的檢查，很多人到現在仍無法回到故鄉。我們的生活與在地的樣貌，都經歷了大幅變化。一場核電事故便足以改變所有人的人生，而這影響會持續數十年、甚至可能超過百年。 很多人都說核電是「乾淨且便宜」，但從我們福島的經驗來看，這完全不是事實。事故影響的範圍極大，而要回到往日的生活，也需要大量的時間與金錢。我認為，我們的責任是選擇安全的能源，並拒絕將同樣的苦難遺留給未來世代。 我聽聞在臺灣，也同樣有核電廠重啟的議論。希望大家不要把福島的事，看作是「在遙遠國家發生的事件」。請將福島的事，視為與自身未來息息相關的問題。做出選擇前請務必三思，願各位的選擇，能帶來安全且永續的社會。 在福島為各位祈福。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曾根俊太郎 |
看到這封信中，這些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與我經歷著截然不同的童年，我真的很難想像，他們生活受到核災極大程度的影響之下，是如何長大的。
我真的很希望，我們可以更加謹慎地思考，讓台灣的新世代不需要經歷相同的苦難。
如果在台灣，核三廠真的發生了核災，屏東10%的土地可能需要永久撤離，以全台來看，也有2%的土地需要撤離。除此之外，方圓130公里內的漁獲甚至都不能食用，這不只會影響到無數家庭的生計，更會影響台灣未來農、漁業的發展。
一旦核三重啟，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家庭，將會因為這場公投，在未來許多年間繼續承擔本不需再承擔的風險。
這幾天，也有一位19歲的朋友特地來跟我交流對於核能的看法，他從原先無特定立場，在自己上網做了許多資料、研究後，決定反對核三重啟，其中有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刻，他說：「我覺得如果我因為擔心缺電而投下同意，結果風險卻是恆春人要承擔，我會覺得自己很自私」。
從那封日本青年寫給台灣年輕人的信，以及我和朋友之間的交流，都可以看出，核能的使用其實跟社會正義有很大關係，而我們都不想成為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人。
所以，我想請教黃國昌先生兩個問題：
第一，民眾黨在去年總統選舉時提出的能源配比中，規劃2030年核能要占10%。但就算今天核三廠重啟，最多也只能供應3%到5%的電，那剩下的5%到7%要從哪裡來？是打算重啟位於新北、早就除役的核一、核二廠嗎？
第二，核能發電產生的核廢料，現在放在新北、恆春的核電廠，以及蘭嶼。我今年20歲，這些核廢料可能會陪伴我們比大多數人還要久。請問負責任的核廢料最終處置場，應該放在哪裡？
今天我希望盡可能地把我們這一代人的疑問和想法說出來，並且誠實、負責任地進行溝通。
第二段
這次的公投主文是在討論「是否要重啟核三」，但我認為它背後真正要問的其實是：「對台灣而言，選擇什麼樣的能源路徑，才能對我們自己的未來負起責任？」
40年前，台灣社會選擇了核能，當時人們普遍對核能充滿信心，認為這是安全、先進的能源選項，甚至樂觀地認為，我們很快就會找到核廢料的處理方式。
但是，福島核災打破了這個神話。我們親眼見證了核災是如何在自然災害與人為疏失的交錯之下爆發，為當地居民和環境、甚至日本全國都帶來長遠的創傷。
而更現實的是，直到今天，台灣仍然沒有任何一座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包括低階和高階。低階核廢料也被堆置在核ㄧ、二、三廠和蘭嶼。
而燃煤發電，許多人曾經認為它是台灣的經濟支柱之一，但我們也看到了它帶來的代價：包含嚴重的空氣污染、碳排放問題，這些當年的決策者沒能想到或選擇忽視的後果，便是現在的我們需要承擔、並設法改善的問題。
2024年的總統大選時，各黨候選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能源配比，背後的核心其實也都是在回答同一個問題：怎麼樣的能源配比，才能為台灣的未來留下更安全、更永續的能源結構？
其中，三黨提出的再生能源佔比是27%-30%。如果我們都同意再生能源是台灣未來的方向，那我們就應該認真地面對再生能源發展過程遇到的種種問題，而不是一再地污名化再生能源。
同時，如果我們對核能還有分歧，就更應該回到科學與理性討論：
- 重啟一座建在地震帶、已除役的老舊核電廠，是不是最好的選擇？
- 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專業人力，與安全措施去應對？
- 台灣社會，是否準備好承擔發生意外時所要付出的社會與環境代價？
台灣的能源政策不能一再重複過去的錯誤，也不應該把責任丟給我們與未來的世代去承擔。台灣需要的，是一個可行、永續、並且負責任的轉型方向，不是對風險視而不見的退步選項。
從40年前、甚至遠在我出生以前，你們就不斷地告訴大家，核廢料很快就會找到方式處理，但現在呢？今天，我們連一座最終核廢料處置場都沒有。那你們又要如何讓我們相信，核廢料處理「有解」？
核三廠即便重啟，它的發電期也有限，但核廢料的風險將陪伴我們幾百年、甚至幾十萬年。真正要承擔核廢難題的，不正是我們這一群剛要邁入社會的青年嗎？
所以，我認為台灣現階段不應該選擇重啟核三，還有一個更關鍵的因素，就是核廢料處置仍舊無解這一點。
2018年，黃國昌先生以反核代表身分，在公投意見發表會上曾經對核廢料處置提出意見。
當時，他指出：「所有人都知道核廢料的問題非常困難，即使是低階核廢料，要遷出核廢料最大的困難是，沒有人希望把核廢料放在左右鄰舍。」
其實這個說法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台灣在十幾年前進行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選址程序時，實際經歷的困境。
2012年，經濟部公告了遴選出的選址「台東達仁鄉」和「金門烏坵鄉」，當時因在地反對的聲浪極大，當地政府決定拒絕辦理公投，選址程序就在此卡關，直到今天仍然沒有進展。
黃國昌當時也質疑到：「如果事情這麼簡單，為什麼全世界這麼多科技比台灣先進的國家，只有一個享有特殊地質的芬蘭找到最終處置場，其他國家還是在傷腦筋？」。
直到2025年的今天，核廢料的問題仍舊無解。這不單是技術層面的問題，也不是政治口號就能解決的。我們透過什麼樣的程序、如何處理核廢料，最終由誰承擔核廢料的風險，這些都關乎到社會的公平正義，關乎到我們有沒有真正地在乎、並考慮到台灣的每一個人。
今天，當黃國昌選擇站在「重啟核三」的那一邊，難道是因為核廢料的風險變小了？還是因為政治立場改變，風險也就能夠被接受了？
我們這一代人沒有遺忘，也無法忽視核廢料對未來的影響。
很多人會說「核廢料問題並非無解」，還會附上一些聽起來很合理的理由：
根據台電公司的計畫，他們預計在2028年，也就是三年後要完成選址，但目前立法院連選址辦法都還沒有制定，國外選址通常也需要耗費10-15年之久，因為必須要做場址調查、設計跟安全評估。
所以有人說，只要政府和台電認真做，2055年台灣就會有自己的核廢料最終處置場。
但事情真的那麼簡單嗎？以目前的進度來看，專家認為是一定會跳票的。
這種樂觀的說法，其實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道德責任」問題。
德國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參考。
2011年福島核災後，德國政府決定要走向非核家園。
德國成立了「道德倫理委員會」，從道德和倫理的角度，給政府政策建議。
關於核廢料，這個委員會說：「要解決核廢料問題，最重要的前提是『先停止使用核電』。」
為什麼？因為只有停下核電廠，核廢料的總量才有辦法估算。
只有不再增加核廢料，才有辦法真的處理核廢料。
現在，停止核電廠運作，是處理核廢料最關鍵的一步。
如果還繼續用核電、繼續製造更多的核廢料，那核廢料的問題就永遠都沒辦法好好解決。
然而，核廢料的處置更是一個攸關世代正義的問題，因為這些廢料要數千年、甚至數萬年後才會安全。我們沒有資格為了自己這一代的電力需求，把風險全數丟給下一代。
所以我想問：如果我們今天選擇繼續使用核電，我們還有資格去要求地方接納核廢料嗎？我們還能對後代說「我們已經盡力了」嗎？
我們反對重啟核三，就是要拒絕這種不斷延後責任的能源政策。我們要的，是一個願意誠實面對核廢料、不再繼續製造更多問題的政府。
黃國昌曾說「從過去的經驗，過去發生的事故，我沒辦法負責任告訴下一代，這是一個負責任的能源路徑選擇」。現在他會認為，重啟核三是對我們這一代負責任的能源路徑選擇嗎？
今天，我跟黃國昌先生一樣，我們都是公民、秉持著良心站在台上，我說的每一句話也都有資料佐證。
我想要再次重申「選擇任何一種能源，都有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從來不認為哪一種能源是完美的、是唯一可行的。
重要的是，我們願意站在科學、理性的角度，看清楚每種能源背後的風險，同時正視能源選擇真實地牽涉到深層的社會正義問題。
並且在不斷地溝通討論當中，逐漸凝聚台灣社會對於能源轉型方向的共識。
然而，我們也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既然叫做能源「轉型」，就代表我們必須做出改變，也就不能忽視，所有的改變，必然會帶來種種困難。
台灣的能源轉型，包括如何減少燃煤、如何增加再生能源，都是現在進行式，而途中遇到的問題，更是從我這個世代就應該關心，一起解決的。
但是，如同黃國昌先生在2018年所說：「維持穩定電力是大家共同責任，但發展核能不是萬靈丹。」，核電終究不是面對這些問題的唯一解方，更不是良好的解方。
我今天站在這裡，不單單是希望我的聲音能被聽見，我更希望整個台灣社會，都能夠更願意傾聽、並重視我們這個世代的聲音。
8月23日，我即將投下人生中的第一票，今天站在這個台上，是因為我們希望這些關鍵問題能被攤開來討論清楚，這是我們最能夠為我們這一代，以及未來好幾代人的生活負起責任的方式。
在風險尚未被釐清的情況下，核三是否重啟這個問題，不應被草率地透過全國公投來決定，8月23日，請大家出門投票，投下不同意！為台灣的能源選擇，負起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