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和好的差別

普通和好的差別

沈榮欽

要如何評價一個市長？僅管多數市民的日常生活與市長息息相關，但是評價卻可能天差地遠，不只因為每個人對不同市政有不同的評價標準，而且每個人可能摸到象的不同部位，即使生活在同一個城市，生活經驗也不盡相同。

還有一個比較少提到的困難是，大多數人都不是市政專家，對長期生活在「普通」市政的市民，既沒見過「好」，就很難想像「好」的樣子；對只見過「好」的市民，也很難知道「好」和「更好」的差別。

最近台北市政府推出「台北文化小旅行：梵谷篇」，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台北市政府選了 20 個地方，畫上梵谷知名畫作的仿作，希望讓市民能夠感受到用藝術美化城市。

鄭培哲和朱宥勳見到之後，問「梵谷與台北的關聯性在哪裡？」，認為北市府只是將梵谷畫作複製貼上，和台北缺乏連結。沈伯洋舉例說，如果能夠將《星空下的咖啡館》與波麗路餐廳合作，或是從《吃馬鈴薯的人》的勞動者引出台灣畫家洪瑞麟的畫作，會更有意義。

文化局長蔡詩萍說「梵谷是媒介，任何 IP 都是媒介，唯有台北才是主角，唯有台北市民悠閒的日常，才是他們關切的重心。」游淑慧則照例搬岀高雄市救援，表示超人力霸王與黃色小鴨也和高雄沒有連結。

我認同國民黨對高雄案例的反駁，其實連結也不強烈 —— 雖然高雄辦的活動比台北成功太多，兩者甚至難以相提並論。在我看來，這件事情的本質就是「普通」與「好」的差別：光看到《星空下的咖啡館》的仿製品不會有太多感受，但是坐在台北市波麗路咖啡館看著《星空下的咖啡館》，就可能激起市民的思考；光看《吃馬鈴薯的人》或洪瑞麟的仿作可能都沒有太大感受，但是將兩者並呈對比，就可能激發市民對於古今勞動條件變化的思考。

沈伯洋的建議不用多花多少錢，但是卻可以讓這個活動產生一點真正的效果，這就是用腦和不用腦的差別，「普通」和「好」的差別不是金錢，而是思考。

蔣萬安參加「梵谷篇」宣傳記者會時，被記者堵麥的問題，其實與梵谷無關，而是另一個案子：台北市社會局社工江羿潔涉嫌侵占 5 位受監護宣告長者 1200 萬元。社會對此案件震驚與關心的程度，遠遠超過「梵谷篇」活動。

蔣萬安回答時強調三個重點：
1. 騙老人的錢很可惡。
2. 這件事情是由社會局主動發現、主動調查並主動向地檢署告發。
3. 市府絕不包庇，將追究到底。

從政客的角度而言，蔣萬安的回答可以說是「普通」：他先說「騙老人的錢很可惡」展現同情，再說「社會局主動發現、主動調查並主動向檢署告發」，撇清自己的責任，最後照例說些「絕不包庇」的官話。這是政客典型的回答方式，但只能算是平庸的政客，連高明的政客都算不上。

但是從市政的角度而言，蔣萬安的回答就是「差」了：國內首度發現社工侵佔弱勢長者金錢，大多數人關心的問題是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是否要求將金錢、帳簿與印章分三方管理，以避免弊案？

一般指受監護宣告長者若指定由地方政府處理金錢事務，多由社政單位後勤人員擔任承辦人，地方政府社政單位將長者印章、存摺分別留存承辦人、監察人處，也有將印章及存摺全數放在單位會計人員手上，如需用錢，由承辦人以公文方式申請。為什麼台北市政府的社工可以一個人就侵佔長者金錢？台北市政府的管理或是規定，是否出了問題？未來計畫如何改善，避免再度發生相同案例？

一個「普通」的市長應該可以針對這些問題回答，就算被記者詢問當下不清楚，也可以說明正在處理的方向與作法，但是蔣萬安除了說些不痛不癢的話卸責之外，完全看不出他對這件事情有任何思考，蔣萬安再一次顯露他的決策思考能力薄弱的問題，連普通的境界對他都遙不可及。

這不是說蔣萬安對社工體系無動於衷，事實並非如此。因為當台北市社工人手不足時，蔣萬安還和社工一起拍片宣傳，內容十分精美。但是蔣萬安的能力大概就僅止於此了，他適合的是穿的漂漂亮亮拍精美的影片，在鏡頭前說些漂亮的話，這些事情他都能勝任愉快；但是遇到問題時，要他能夠立刻判斷出事情的關鍵，就力有未逮，超出他的能力了。

蔣萬安的市政，比他的學經歷，透露出更多他的能力：他適合的是當個太平官，雖然是政二代，但是他只見過「普通」，無法體會「好」的模樣，他就算用盡全力，最多也只能當個普通的市長。普通的市政是蔣萬安選民得到的必然結果。

（轉載自：沈榮欽 2026/9/27 臉書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