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南國，再見阿樺——綠色小組李三沖憶詹益樺
許靜玟
李三沖第一次見到詹益樺，是在1986年的機場事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機場事件其實有兩次。
1986 年 11 月 30 日，許信良第一次嘗試從東京飛回台灣，那是一場正規的動員，但國民黨給國泰航空壓力，不讓許信良上飛機，當時的群眾在機場外逡巡守候，到了午夜等不到許信良就紛紛解散。
許信良闖關不成，換個地方繼續闖，12 月 2 日深夜，許信良打電話回台灣，說他就要從馬尼拉飛到台灣了，李三沖等人還在睡覺，一接到資訊，全部人就從床上跳起來，「攝影機揹了，車開了，就走了！」李三沖回憶說道。
但李三沖一行人並不是最早到的，最早到的詹益樺與數十位群眾最倒霉，他們被軍警圍毆，還被抓去桃園蘆竹的兵營繼續打。然而，李三沖也不是特別體面，當時的他正如他的名字「三沖」，被警方的強力水柱沖了三次，當時的他早已全身濕透，在 12 月冷冽的天，寒風刺骨，李三沖早已凍僵。
而當李三沖見到詹益樺的時候，詹的臉上鼻青臉腫，下巴包著繃帶，那是李三沖第一次見到詹益樺。
詹益樺常常拿著攝影機，那是新潮流辦公室的攝影機，不過他很不認真拍，因為他本質上是「衝組的」，站在第一線和警察對幹的人。當時很多衝組喜歡到綠色小組工作室鬼混，工作室的客廳是個大通鋪，大家都會在這裡聚會、聊天。
李三沖回憶，綠色小組永遠都會有兩樣東西，一樣是錄影帶（不一定剪好的），另外一樣則是啤酒，看到啤酒沒有一定要去買，當你看到剪接師桌上擺了很多啤酒就知道：影片快剪好了。因為趕時間，只能喝啤酒。大家也都喜歡來喝啤酒、看影片。
詹益樺也經常造訪工作室，李三沖印象中都是在談運動的事情，「他把抗爭當成自己的事情」李三沖說。
他跟綠色小組熟到他可以進到剪接室，剪接室是一個神聖的地方，因為他也算是綠色小組的同行，李三沖記得詹益樺時常進來看綠色小組的母帶，並提出評論。詹益樺就非常佩服李文忠絕食抗議，還有那個在台大校園裡，10 個人不到的遊行。
「他是個對自己很有要求的人，他很會講道理，但他也很不愛講話。」
詹益樺的口條是在街頭磨練出來的，他感覺到自己需要扮演某種角色，這都是他們的自我要求，他們不是政治人物，從民間走上來，對台灣的民主運動，保持著一種庶民的正義感。
1988 年台灣爆發戰後最大規模的農民請願行動，也就是 520 農民運動，警民發生激烈衝突。詹益樺也在其中，衝突中被民眾拆下的立法院匾額，其中一位就是詹益樺。李三沖不敢將片段剪進影片中，因為當時警方會特別去搜集這些畫面，抓那些破壞公物或是有和警察正面衝突的激進分子。
詹益樺在投入街頭運動之前，是遠洋漁業的船員，有次他因緣際會去到紐西蘭，認識到一個如此注重環保生態的國家，與當時建設中的台北、工業化下的台灣是完全不同。
李三沖認為，這或許和他來自於嘉義竹崎，後來輾轉來到台北生活、長大有很大的關聯。紐西蘭與竹崎，詹益樺因此深受影響，也形塑了他對於田園牧歌式的理想鄉村生活的一種憧憬。
在 520 農民運動之後，詹益樺為了避避風頭，輾轉到了高雄繼續做農民運動，住在六龜一位農民幹部的家，那段期間他沒有收入，有一段時間都只能吃泡麵，但是詹益樺很享受那段日子，他就是那樣惜情。
鄭南榕過世後這一段時間，詹益樺都住在綠色小組工作室裡。
有一次三沖大哥和詹益樺一起到鄭南榕家拍攝、訪問。他說他沒有辦法再拿攝影機拍，他說他情緒太激動了，他沒辦法。於是他們就休息一下，等待他平復。「他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三沖大哥說。
在那個還沒有串流的年代，他們會到華西街廣西姐口買卡帶來放，有一天在綠色小組工作室，詹益樺放起了一張亞洲唱片發行的《16首懷念的台語老歌》，其中一首〈再見南國〉，講述中南部人從農村出走到台北打拼，歲月流轉的孤單與漂泊感。
1989 年 5 月 19 日，鄭南榕的出殯隊伍行經總統府前時，鎮暴部隊以強力水柱驅散群眾，引發現場民眾憤怒。此時，詹益樺點燃事先藏於衣物中的汽油，衝向蛇籠鐵絲網，最終倒臥在寫有「生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魂」的布條上。
他以自焚的方式，向當時的執政當局表達最強烈的抗議，也以生命實踐自己對台灣獨立的政治信念，年僅 32 歲。
「我認為那是詹益樺在用他的方式像我們告別⋯。」三沖大哥哽咽地說。
「他沒有講出來，他放了首音樂，讓我們一起聽那首音樂。一起懷念那個，他小時候成長的故鄉。」
過了這麼多年，再次講到這個故事，李三沖還是忍不住落淚。彷彿詹益樺就在他身邊，在那個榻榻米鋪成的大通鋪上，一起喝著啤酒，聽著這首〈再見南國〉。
再見，阿樺。
後記：
謝謝奉行記憶行動主義的挖掘在地歷史運動，讓我得以在 37 年後看到這部由綠色小組發行的《生死為台灣（鄭南榕出殯詹益樺自焚）》紀錄片，並在現場聽見三沖大哥分享他們的好朋友詹益樺的故事，以上為簡單的講座紀錄，紀錄在台下狂吸鼻水的兩小時。
（轉載自：許靜玟 2026/10/24 臉書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