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守仁與監控的距離──4/17原住民六菁英罹難72周年紀念文
周婉窈
72年前1954年4月17日，六位從沒到過台北縣（現新北市）新店安坑刑場的原住民菁英，一起在那裡被處決。一份黨國（不要說國家，那個黨國不值得我們稱它國家）檔案這樣記載（節錄；見圖一）：
時間：四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二時卅分
湯守仁三彈、高一生二彈、林瑞昌四彈、汪清山三彈、方義仲三彈、高澤照四彈，均斃命。
這19顆子彈，取走的不只是六位原住民菁英的性命，它們背後的KMT/ROC黨國將靠這種殘忍的手段與機心，繼續支配蹂躪台灣，原漢一同，至晚到1992年，即使之後「黨國」被打回原形「中國國民黨」，但結構與生態都還很強固，而此刻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國共）正聯手要將台灣「送中」（也是送終）。在六位原住民菁英417罹難72周年紀念日即將來臨的此刻，讓我們一起獻上心田一束台灣百合，祈求前輩得安息，並如同高一生告訴家人的：
在田間、在山中，我的魂魄時時刻刻陪伴著。
六位被處決的原住民，湯守仁、高一生、汪清山、方義仲是鄒族，林瑞昌、高澤照是泰雅族，連同沒判死刑的二位鄒族杜孝生、武義德，值得我們更多的研究，但除高一生之外，研究非常欠缺。今天就讓我們來看最近成為熱新聞的線民問題。
湯守仁至死應該都不知道他被如此近距離監控。
湯守仁，1924年生，出身鄒族樂野部落，族名 Yapasuyong’e Yulunana，日本姓名湯川一丸，戰後漢名湯守仁，是高一生妻子高春芳（湯川春子）的堂弟，1952年9月10日與高一生等人被捕。他在日本時代被徵調到中國華南地區戰俘收容所當守衛，因表現優異，保送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受訓，結業後派到「關東軍」，由見習士官升少尉。1945年8月在中國東北為蘇聯軍隊所俘虜，關在西伯利亞戰俘營數月，後經證實不是日本人而獲釋，於1946年被遣返台灣。湯川一丸最後的軍階是中尉，他的軍事歷練，對部落青年很具號召力。1947年二二八期間，3月5日──咸信是奉高一生之命──湯守仁率領60多名鄒族青年下山協助維持嘉義市治安，攻下紅毛埤軍械庫，與嘉義民兵和一部分的二七部隊隊員圍攻嘉義水上機場，後因與民兵方意見不合，率領鄒族青年返回山區。高一生當時是吳鳳鄉鄉長。
二二八期間竟敢率族人下山助陣？這若是漢人，早就被翦除、殺害殆盡，但當時黨國當局對台灣原住民的情況不甚了解，有所忌憚，這筆帳就暫時寄著。其實不止這筆帳，高一生等人是否偷藏武器，一直是統治當局最在意的。在二二八清鄉的肅殺時刻，4月18日高一生、湯守仁、安猛山、莊新德等六人代表出面到位於新營的台南縣政府，允諾向政府繳交武器。4月20日《臺灣新生報》報導此事，標題：「阿里山高山族同胞 感戴政府寬大德意 留存山地武器允即交出 北部宣導組在彰化工作」。（註1）《中華日報》也報導此事。（註2）繳交武器這件事，事後看來比較像個「展演」，其實兩邊各有保留，當局不相信高一生、湯守仁交出所有的武器，而高一生、湯守仁這邊確實沒徹底繳交武器。
高一生與湯守仁在二二八能「全身而退」，只是暫時的表象，兩人不會這麼容易就被放過。接下來是黨國當局一面籠絡高一生、湯守仁，一面佈局監控湯守仁，並培養取代高一生的力量。簡言之，帳寄著，總要找機會清算。
二二八結束後，湯守仁受到當局重用，活躍於山地警務和商業，依序擔任：台南縣參議員、台南縣政府山地行政組長、民生商店經理、台灣省政府山地行政處兼任視察、民政廳山地指導員、台灣省警務處山地警務室兼任科員、吳鳳鄉山地青年服務隊兼任副隊長、台灣省山地青年隊兼任教官。對還未滿三十歲的原住民青年而言，可以說備極尊榮。
然而，1950年10月15日湯守仁和高一生受到匪諜案的牽連，被迫向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自首，此後湯守仁就成為偵防對象。高一生、湯守仁為何必須自首，是因為竹崎醫生林立被捕，林立是個同情窮苦人的醫生，也在山地義診，和高一生、湯守仁來往密切。林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山地工作委員會，於1950年4月被捕，判處死刑，12月19日槍決。關於林立本身、他與高一生、湯守仁的關係，以及林立刑訊時如何保護高一生、湯守仁（強調二人不是共產黨，而是法西斯主義者），值得另外寫一篇文章，先在此打住。
自首之後，高一生和湯守仁於該月20日再度繳交為數不少的各式武器。能再度繳交武器的高一生和湯守仁，統治當局能不忌彈嗎？既然有第二次繳交武器，那麼，是否還有未繳交的呢？這樣的「份子」能不設法翦除嗎？
1951年3月，我們看到高一生和湯守仁到台北「表忠」。高一生以吳鳳鄉各界代表為名義，率領一行人北上，致敬行程包括：高一生晉見蔣介石，高一生女兒高菊花代表吳鳳鄉鄉民向蔣介石、蔣宋美齡獻旗，分別由蔣經國與婦聯會總幹事皮以書代表接受。這也容後有機會細述，免得旁岔太多。或許要表示有所「回報」，也是一種籠絡手段，4月6日蔣介石的俄國媳婦，也就是蔣經國夫人蔣方良到達邦作客。5月保安司令部表面上好像要犒賞湯守仁，讓湯守仁成立公司，實則是要監控他，安排一位線民進入公司。
最近關於線民的新聞很熱，其一是民進黨新潮流老將（大姊大）袁嬿嬿，因國史館新近出版《鄭南榕史料彙編》，被曝光為「抓耙仔」，再來就是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的丈夫駱武昌，被揭露曾為調查局報教育部要吸收的線民。不過，有人提出後續檔案，駱武昌可能沒被吸收成功。至於袁嬿嬿，新潮流大老邱義仁直接說他不相信，不過，他的不相信似乎不是奠基在具體事證之上，他反問：袁嬿嬿有造成什麼實質傷害嗎？他認為沒有，所有要追究什麼？（見《自由時報》2026/4/7報導）邱義仁的反應很「直覺」、「直觀」，我尚無機會閱讀相關檔案，無法評論。不過，邱義仁的反應，讓我想起：2020年4月18日我第一次在臉書寫湯守仁被監控的事情時，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已陸續有限度地「露出」監控資料。當時有人很大方，說原諒對方，類似武俠小說的「一笑泯恩仇」。
今天（4/13）李禎祥在《鏡報》發表〈線民問題──1980-1990年代的一筆大呆帳〉，很值得參考。他指出線民樣態很複雜，不要都猛打100大板（我的轉譯），評論也要符合比例原則，他認為加害集團比線民更該被追究，最後呼籲民進黨要處理黨內的線民問題。李禎祥主要以1980-1990年代為主，他指出線民有五個類型：偵破佈建、內線佈建、重點佈建、一般佈建、運用人員。用白話來說，這五類型危害為惡程度遞減。
檔案開放之後，讓我們了解到線民真的很多，可能比我們想像得還多。但如何有系統地研究線民，予以分類，是我們必須鄭重面對的課題。如有可能，線民對監控對象造成怎樣的具體傷害，也應該是我們要探究的──即使無法追究。當然我們不能鄉愿或濫情到認為所有線民也是「受害人」，如果監控資料，收網後的結果就是「斃命」，那當事人哪來餘命來「一笑泯恩仇」？但也應該有虛與委蛇，應付應付的情況。不管怎樣，社會需要了解，而那些「真有做事」的線民必須向社會公開道歉。
早期的線民情況可能不同。1950年代監控湯守仁的線民，已經在社會毫不知情、毫無譴責的情況下，「安然」走完他的一生。他說不定也以自己因監控而兌換來的學校工作而沾沾自喜呢？時間真的就是正義的殺手，「遲來的正義」在哪個意義上還稱得上「正義」？這要勞煩未來的島嶼子女來給予解答了。
回到湯守仁遭監控本身。線民是來自中國東北吉林省的步凱，化名「路平」（我認識的小說家平路會覺得很無奈吧？她本名路平。路、步都是北方姓）。1951年5月湯守仁在保安司令部的授意下成立名為「高興行」的公司，7月7日開幕（請注意日期，還選七七事變紀念日！），經營項目包括：菸酒配銷、石油經銷、阿里山林場、阿里山閣，以及青果銷售等。然後，步凱就到高興行任職，7月12日第一份監控報告就上呈相關單位了。內容鉅細靡遺，讓我們不由得推測保安司令部讓湯守仁成立高興行其實是為了監控他。
步凱懂日文──這是重點！在「國語」定於一尊之後出生的人，可能很難了解戰後歷史情境中的語言狀態。由於高一生、湯守仁在與族人以外的人交接時都講日語，監控人當然要懂日語；兩人周邊幾位信任的外省人都來自中國東北，該地區被日本人統治或佔領過，頗有一些人懂日文。
步凱從呈上第一份監控紀錄起，寫報告的密度很高，一直到1952年9月10日高一生、湯守仁等人被捕後，到10月11日還繼續寫報告，報告湯守仁一位「類親人」（同居人）林純子的動靜，前後共一年三個月。光是收入國史館、文建會編的《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2008），就有405頁之多，厚厚一大本。
從事後的檔案，我們可以看出步凱的正式職稱是「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兼譯員」（頁1014），就算是「兼」，也是在保安司令部「掛單」。當局安排他進入湯守仁的公司高興行，隨時隨地嚴密監視湯守仁。步凱的報告詳細到何年何月何日何時湯守仁做了什麼，和誰見面，講了什麼，甚至臉上有何表情，都紀錄下來。他曾趁湯守仁離開阿里山閣寢室的空檔跑到房間查看桌上的信件，還設法默記下發信地址。
步凱寫報告時，有時用本名，有時用化名「路平」，在報告中提到自己就會寫成「路平」。他將湯守仁的「湯」拆成二字，即「水易」，報告中稱湯守仁「水易」或「水易先生」。他的報告非常詳盡，而且看起來超級「認真」。以下將他的報告內容選三項重點，簡單敘述之。由於雖然他的監控主要對象是湯守仁，但高一生等人也都是監控對象，因此，我們以「被監控者」指稱之。
以下根據《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所收步凱的監控報告，為避免註釋太繁瑣，不一一註解，有時將頁碼括弧放在引述內容的後面。
（一）被監控者的親友等關係
步凱就在高興行上班，他紀錄了誰來看湯守仁，以及湯守仁去看誰（如果他知道的話）。由於他會講日語，看來頗得湯守仁的信任，有一些宴會場合他也在場，得以紀錄與會賓客的對話。1951年11月10日他在報告中附上一張他繪製的兩頁的「水易交友系統表」，附有「附註」（頁216-218）。（見圖二，是表本身，省略「附註」頁）
這是步凱監控湯守仁四個月的成果。如果對戰後嘉義地區的政治和社會有所了解的人，會覺得這樣的圖表非常有幫助，林番婆、李茂松都是老一輩嘉義人熟悉的人物，甚至現在七十多歲的嘉義人都還記得李茂松。李茂松和林金生競選嘉義縣長，第一次（1951年）落敗，第二次1954年5月打敗林金生，當選縣長，咸信和高一生於當年4月17日被處決有關，嘉義人普遍認為林金生協助黨國誘捕高一生等人。至今林金生的風評在嘉義人社群中仍然頗為負面。（註3）
在步凱的描述下，「彭布金：住嘉義市忠義街，其原籍係山地之交力坪。憑其父親擁有資產，生活異常濶綽，並與賴起眾係密交，據悉與水易有金錢和患難之交。」（頁269）（無關內容，筆者附記：彭布金是常來我家的阿伯）
（二）被監控者的個性和隱私
步凱花很多篇幅在描述他所觀察到的個性，例如他說：「水易頗有表面修養，沈著恬靜，看其表情似在感激上峯對彼之寬大，水易尤其領袖慾、意志過強，如能針對其弱點妥為運用，似不無貢獻。」（頁157）
他偵察到湯守仁收聽用收音機短波廣播，有中國的，也有日本方面的（頁157、166、174、449、454、456）。有一次收聽北京的廣播，聽不懂，還要步凱替他翻譯（頁166）。他的寢室收藏有幾份日本報紙，如《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頁280-281）。
隱私方面，步凱的監控報告寫非常多湯守仁的日本情婦林純子。由於湯守仁和林純子同住，外出都帶她同行，所以步凱的紀錄自然很多，甚至包括湯守仁被逮捕後林純子的反應與行動（頁520-526）。
（三）「匪諜」嫌疑／獨立主張／反政府言論
步凱的報告可以說對湯守仁充滿惡意，雖然用「據稱」，其實就是認定他「參加匪諜組織」，還說「亦係高一生之旨，但高為倚牆政策，恐事洩被捕，而令水易收容在家。」（指收容「匪諜」一事）他又說「水易因高一生係自己恩師，故對一切責任均由自己承認，實則皆秉由高一生意旨行事」。（頁209-210）
對於高一生，步凱紀錄了高一生的台獨言論。有一次路平被高一生叫到吳鳳鄉農會（嘉義市中山路）見他（頁225-226）：
高即令路平與之飲酒。當時只有高一生之長女高菊花在側，高边飲酒边談，對路平說：「唉！你們外省人太危險了！」路平問：「為什幺危險？」高說：「台灣不久就要独立宣言了。」路問：「這是真的嗎？」高說：「誰向你說謊，事情發生了，你們就會知道的，」高繼對長女菊花說：「菊！你聽見沒有，事情發生了，你應該救護一、二千外省人才行，」繼對路平又說：「你安心好了，將來我們山地人救你們外省人，不用怕，看吧！將來外省人總會知道山地人好坏的了。」路平表示很感謝的說：「謝々你鄉長先生，這件事如果真的，最好向上峯報告，」高答：「報告給誰，報告了又有什麼用處，政府不會信任山地人的。」路平又問：「是什麼人在搞独立宣言運動？」高說：「第一、三、五科長都是的。」路平又問：「是哪裡的第一、三、五科長呢？」高答：「我們的鄉公所裏就是。」
這很可能是氣話，因為接下來，有一個商人林旺來看他，高一生轉移話題對林旺說：「哼！政府又再派人調查新美農場的事了，調查吧，調查了又能怎樣？」林旺答：「鄉長，你是一位很坦白率直的人，沒有事情怕什麼？」（頁226-227）
以上這一大段關於高一生的談話紀錄，重要的話都被劃了線，或打圈，顯然上面的人非常注意。這在在都陷高一生於險地。諸如這類的陷害性密告，就不一一列舉了。
在1950年代初期，有比「匪諜」和「台獨」更能入人於罪的嗎？湯守仁的反政府言論也被紀錄上報。例如，他對政府的山地處理方式不以為然，尤其是軍隊駐紮山地、憲兵押車，以及山地人犯法和平地人處罰一樣，很不以為然。（頁365-366）他曾說「在日據時代，吳鳳鄉是模範鄉，現在真的不如從前了！」（頁471）他批評政府的限田政策「這不是等於共產黨一樣嗎？」（頁459）對國民黨和國民黨支持林金生選縣長一事，他當著樂野村正副村長和教員等說：我們既是中國人，為什麼還要存有一個党？選舉縣長既係由民選，為什麼政府還要指定林金生？（頁100）
以上是步凱密告的主要內容，其他還有：財務和金錢問題、藏匿武器等，並不較為不重要，這最後都成為高一生、湯守仁被捕，第一次判決書就判處死刑的罪狀吧？
最後，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步凱的監控報告最後常附上自己的判斷和意見（如頁211-214），就內容而言，容或有殺人於無形的效果。如1951年11月10日的報告，判斷5：「……可見高一生之兩面做人態度，更可看出水易是一切受命於高一生」（頁212），意見2：「水易自身以及一般交友關係，目前雖無昭著之劣跡可尋，但對高一生，林番婆，汪清山之關係人物，似應先行檢舉，然後再逼迫彼等供出全部武器及殘餘組織，如果只有消極的拖長監視，時間對彼等是絕對有利的。」（頁214）
湯守仁被步凱如影隨形嚴密監控一年三個月後，終於收網了，除了湯守仁，報告中著墨最多的高一生，以及其他出現在密告中的汪清山、杜孝生、武義德，以及方義仲，都被逮捕了。這六個人當中四人，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於1954年4月17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和另外兩位泰雅族菁英林瑞昌、高澤照一起在安坑刑場受處極刑。（頁962）杜孝生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以及七年，應執行有期徒刑十七年；武義德判處無期徒刑。以上這些人不管死刑或徒刑，「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也就是沒收全部財產的意思。杜孝生是當中唯一一人，只以「貪污罪」判刑，未涉「叛亂」，他在1956年2月25日假釋出獄。（註4）武義德則關在綠島，於一九七五年因蔣介石過世而獲特赦出獄。
在這個案件中，原本只有湯守仁和高一生被判死刑，但到了國防部參謀總長周至柔那邊，增加三個死刑，即：林瑞昌、汪清山、高澤照，其他人的刑期也加重。到了總統府參軍長桂永清那裡，又增加方義仲一個死刑，以及其他的更動。到了蔣介石那邊，他批「如擬」，所以二死就變成六死。
如果你是當時監控報告上呈的對象，每天每天看這些的報告，你一定會認為湯守仁、高一生可惡至極，非剷除掉不可。湯守仁直到死時應該都不知道步凱那麼近距離地監控他，在報告中極力詆毀他。
總之，不要那麼天真地看待這些監控資料。1950年代是處死政治犯最多的時期，占九成出頭（90.03%），到了1980年代，判死刑相對少（1981年有一位），監控資料基本上不會導致「斃命」，但到底起什麼作用，確實需要我們針對個案進一步了解。
在台灣，由於轉型正義起步太晚，也做不真切──欠缺追究罪責這個環節，幾乎所有的線民都全身而退。步凱可以說是線民的祖師爺級人物，他到死的時候應該不會想到有一天人們會知道他是線民吧？他後來到雲林縣北港初中教書，擔任訓導主任。現在都還有人記得他，學生很討厭他，給他一個台語綽號，很不雅──「步塞」，請大家自行音譯。黨外運動參與者也是攝影師余岳叔回憶說：「我1966年讀北港初中，當時步凱是訓導主任，很兇悍，教國文。當時只知道他是有力人士（地下工作人員）。在那個年代是可怕人士。 他無子女，有認養一位女兒，跟我同屆，現我們在台北同學會常碰面。因她人很好，我從不在同學面前提起她父親悪行惡狀。」（引自間接臉書通訊）
由於步凱曾到中國國民黨革命實踐院受訓，留下資料，吳俊瑩查到：步凱，吉林人，1951年30歲，1959年擔任北港初中訓導主任。在革命實踐院結訓考核表上註記的特長是「日語」，適任工作「一、教育。二、保防」。保防，保密防諜，也就是偵防工作，確實是他很適任的工作！
湯守仁被槍決時，31歲，1924年9月27日生的湯守仁，其實還沒滿30，檔案寫31是當時習慣用台灣歲。這也就是1951年步凱開始監視湯守仁時的年紀，所以步凱大約只大湯守仁二歲，可以說是同年齡層的青年。黨國青年監視台灣原住民青年，今天前黨國最愛講「不要搞分裂」，但，是誰一開始就將台灣弄成分裂社會呢？
根據目前零星的資料，若干線民「立功」之後都到初、高中當教員──真是「保防・教育一體化」。如果我們能有系統研究檔案中的線民，或許可以歸納出「行賞」的模式。檔案越開放，好像線民越來越多，比起反共口號「匪諜就在你身邊」，倒不如說「線民就在你身邊」。線民對台灣的危害，不能輕易看過，一個社會的價值體系如何被逐漸崩解，道德底線如何被拉低，都是「台灣精神史」無可規避的課題。
1954年4月17日湯守仁和五位原住民菁英血灑安坑刑場，5年後1959步凱成為雲林縣北港初中（1968初中才改制為國民中學）的訓導主任，還有很長的歲月可活，直到過世都不用對自己做過的事做反省，更不要說道歉了。台灣不只是KMT/ROC黨國的福地，也是無數線民的福地。台灣人只能自嘆「命薄」？
最後，我想提的是，湯守仁死時才31歲，他真的是個人才，識見與思考力卓越。在羈押時期他寫了好幾份報告，1954年1月19日，也就是行刑前三個月不到，他向「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也就是蔣經國，當時大家都知道誰是情治單位頭頭）呈上一份〈報告〉與一份〈一個失自由的高山同胞自述〉，文字是中文，想必仰靠獄中中國善心人士。在後一〈自述〉中，他陳述對原住民歷史和文化的看法，非常珍貴；其中論及霧社事件，認知超過不少當代台灣史學者。他也提到二二八，寫他對事件起因的看法；光就對事實的認知，就遠勝於許多當代學界的菁英。我想起：約40年前我就讀美國耶魯大學時，認識同校一位台灣高等生（後來當了四次民進黨高官，放過婦聯會，放過大學脊樑），他在我的住處看到二二八紀念月曆有個沒見過的名字，轉頭問我：「陳儀是誰？」當時他的年齡大概比湯守仁小一點點而已。前後兩個世代對台灣的認知與視野簡直天壤之別！這中間擋了一個巨大暗黑的黨國。
72年很長，1950年代的政治犯，若「幸」而有後代，已經到了第四代。但轉型正義的工程除了很晚開始，進展也很慢，某些地方讓人感到停滯甚至後退，例如中正廟仍然迄立在ROC在台首都，人們還繼續納稅供養兩蔣屍體，將來可能迎來第三位姓蔣的總統……等等。更令人擔憂的是，島嶼會在還沒走到隧道另一端的光亮之處，又被迫走入另一個更為黑暗的隧道嗎？
在417原住民六菁英罹難72周年紀念日前夕，謹書此文表達紀念之意。
註1 《臺灣新生報》1947年4月20日，見林元輝編註，《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第二冊（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頁756-757。
註2 《中華日報》1947年4月20日，林元輝編註，《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第三冊，頁1579-1580。
註3 吳俊瑩整理/註解，周婉窈、陳立栢校訂，〈陳重光先生訪談：關於林金生的印象〉，原刊於「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2019年9月11日，轉載於「台灣放送」2023年4月13日。
註4 高毅，〈墜落在白色恐怖的縫隙中──博尤．特士庫的悲劇〉，無頁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