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知道黨外運動有多少人嗎？投票一定輸，卻替我們拼來自由與民主！（救台灣的正向思考 1）
周婉窈
上週我和我的志工朋友因海外友人返台投票臨別而聚餐，她心情低落，幾度眼淚都快掉下來。我講了一番話，她表示有被安慰到。以下就是其中的一個重點，如果您是志工，在閱讀此文後，也感覺這篇文章有給你繼續前行的力量，那麼，請代為廣傳。我不太會安慰人，也不空畫希望的前景，但具有歷史省思的觀看角度，或許有助於你我重整旗鼓，保衛我們即將被毀滅的台灣。
首先，我們要對1945年至2025年這80年有個基本認識。戰後中國國民黨控制下的中華民國（KMT/ROC黨國）軍事佔領台灣，遂行種種台灣人無法接受的不義，最後導致二二八大屠殺，這在ROC立法院藍白聯手引進中國統治時（正ing中），台灣很可能再遭遇另一次二二八，過去的歷史與未來可能的「歷史再現」（history repeats itself）就不多說。二二八之後的1947年到1992年，是台灣黨外運動的萌芽、挫敗、備受打壓到風起雲湧的一段歷史，這45年，黨外運動的參與者為台灣人拼來自由與民主。接下來從1992到2025的今天，台灣是一個很多人都覺得「好生活的好所在」。這是過去33年，台灣人在自由民主化之後，釋放能量，發揮才華，大家努力打造起來的台灣，是有全民健保、醫療優良、人民友善、路不拾遺，衛生乾淨……好到「族繁不及備載」的「小小多山」的台灣。
請記住兩個重點：
45年黨外運動為我們打拼出自由民主＋33年優秀的台灣人努力打造的生活方式＝當前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但，在藍白立委佔領ROC立法院，用粗暴的假民主毀憲亂政，用「立法」當最凶的凶器，替中國併吞台灣鋪路，在中央建立灘頭堡，台灣正面臨真實且立即的危險。
如果我們珍惜台灣78年奮鬥出來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並想避免第二次同樣來自中國的二二八，我們就必須用盡一切力量保衛台灣。726大罷免之後，很多人一定有這樣的疑問：我們拼死拼活，奮鬥了第一、第二階，第三階失敗了，還有希望嗎？此刻不能失志，我們還有823罷免投票，我們須拼搏到體制內用選票保衛台灣的最後一刻。
823之後，不管結果如何，我們就必須換個腦筋來思考問題。大罷免是中華民國體制下民間要救台灣唯一的合法方式，也是和平手段。請注意，我強調「民間」一詞，中華民國還有政府，政府有行政權，總統也有總統的權力，但那不是我們可以掌握的事情，台灣就是命在旦夕，民間責無旁貸，必須繼續傾全力救台灣。
在中華民國體制下我們民間窮盡了體制內的手段之後，我們要如何救台灣？
今年（2025）2月9日，那時候還是大罷免第一階段時，「大安強強滾」罷團在台北市汀州路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前舉辦大安公民街頭宣講，邀請沈伯洋委員等人，我也是講者之一。當場聽了沈伯洋講話內容，非常有感。他提到一個概念，也就是政治和社會運動需要的是「中堅分子」，他們是少數，但只要有3％至5％的人口站出來，只要他們具有能動性，這個社會運動就會成功。他說：野百合學運大約2、30萬人，洪仲秋事件大約5、60萬人，太陽花運動大約7、80萬人，青鳥有100萬人站出來。他認為：如果能夠到150萬至200萬人，「台灣的民主大概就能夠立於不敗之地」。（見直播影片約1:07-1:15處）這些數目上的推測，當然不可能準確，但很值得參考。沈伯洋提出「enabler」的概念，不好翻譯，白話來說就是：使某事可能發生或完成的人，可翻為「能動者」或「賦能者」。大罷免的志工，不就是這樣的存在嗎？他們不只是「能動者」，也是「賦能者」──使自己與他人更具有能量。
根據一般的推算，罷團的志工就約一萬名，他們一張一張收集提議書（一階）與連署書（二階），第一階衝出35席＋1，第二階衝出31席＋1（1為新竹市長高虹安罷免案），跌破很多政治分析家與深諳地方政治者的眼鏡。這次大罷免光第二階收到的連署書就有120萬以上，第三階雖然罷免失敗，但同意票總共1,700,465，若扣除高虹安部分，純粹就立委罷免案來說，是1,614,174，佔總選舉人數6,799,977的24％（若計算有誤，敬請指正）。由於這些區域大都是藍大於綠的區域，如果這些罷免投同意的人可以視為對台灣危機有認識的公民，整體來說，全台灣這樣的公民平均應該超過二成五，或許三成或三成以上。如果大罷免的能量能延續，形成保衛台灣的社會運動，您說：台灣有沒有150萬到200萬的人會站出來？即使目前沒有，我們已經看到的這些「能動者／賦能者」的力量，相信要召喚200萬人，甚至更多人並非不可能。但前提就是，大罷免運動必須轉化為保衛台灣的民間運動。
我特地提「民間」，因為它延續了起於民間的黨外運動的精神：拚生拚死，無惜一切，攏是為咱台灣！
沈伯洋說野百合學運大概2、30萬人。野百合學運發生於1990年3月16日至22日，那時候雖已解嚴，三大惡法都還在。野百合運動最後人山人海，擠爆中正廟廣場。但您知道嗎？野百合學運開始的那天晚上就只有4、5人在靜坐抗爭，加上工作的同學總共約20人（去借指揮車、做文宣、買食物等約15人；根據始終在場的周克任，謹謝）。那是這極少數的人開始的，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幾天內會有那麼多人響應！
不要忘記，這已經解嚴了，戒嚴時期，尤其早期，每個事件人數都很少，很多時候真的就是「一個人的江湖」。例子太多了，先舉黃華為例。黃華，原名黃明宗（1939─），一生坐牢四次，共22年多，您知道他第一次坐牢是怎麼來的嗎？1961年7月26日黃華在基隆貼海報，宣布7月28日他要在媽祖宮口舉辦演講，引起情治單位注目，演講當然被阻止，黃華還拿《六法全書》來和特務說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的自由云云。1963年12月他要選基隆市議員，18日領表，第二天就被抓了，沒有任何法律程序，就被送到小琉球管訓二年半。在小琉球他才知道自己是「甲級流氓」（參考黃華，《別無選擇 革命掙扎》，前衛，2008/2019）。黃華的遭遇與林水泉（1937-2023）有類似的地方，林水泉競選台北市議員，高票落選，被以「流氓」送屏東林邊大鵬農場管訓二年。年輕朋友，不要驚訝，這都是確確實實發生過的事情。台灣人說來很憨直，竟然那麼相信土匪政權帶來的《六法全書》，我的伯父在我的堂兄姊都還在讀書的時候，每天一早把他們挖起來全家一起讀《六法全書》！
黃華學歷低，只有小學畢業，如果您以為因為他學歷低，所以孤獨奮鬥，那麼，才隔一年，我們有三位高學歷的彭明敏教授和他的兩位學生謝聰敏、魏廷朝也在做非常孤獨的事情。彭明敏在日本時代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戰後進入台灣大學繼續學業，任教台大政治系時出國進修，先後取得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碩士、法國巴黎大學博士。謝聰敏和魏廷朝都是台大法律系學生，和彭明敏教授來往密切。1964年9月三人起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擬印製傳單，廣為宣傳。結果在印刷過程中遭舉發，20日被捕，三人付出慘痛的代價（若不知詳情，煩請Google）。當時謝聰敏是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生，魏廷朝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這可以說是「三個人的江湖」，和一個人的江湖也不比較不稀微、孤獨吧？
「一個人的江湖」真的不少。我讀台大時，白雅燦──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年輕人從沒聽過這個名字，他在1975年10月宣布參選增額立法委員，競選期間發放傳單，要求蔣經國公布財產等，結果被捕，判無期徒刑。歷史現場的我，只聽說白雅燦被抓，然後就一片沉寂。彭明敏案和白雅燦案也都牽連到旁人，如印刷廠老闆。如果江湖的主角都不為人所知，那被牽連的人更是渺不可知了。（Murmur：喜歡中國共產黨來管的人真應該到北京天安門去發傳單，要求習近平公布財產，看看會有什麼結果。）
黨外運動一直要到1980年代，尤其中期以後，才開始有越來越多人參與。我們無法知道每個階段的黨外運動到底有多少人，若以沈伯洋推估1990年野百合學運2、30萬人，那麼1986、1987年或許可以粗估1、20萬人，就取其多，1987以20萬人來計算，當時人口19,725,010人，不過是總人口的1％！（很可能是高估）
當時再怎樣投票，都投不過中國國民黨。請不要忘記，1990年野百合學運訴求解散「萬年國會」時，1989年民進黨立法委員佔新選出的130名增額立委中的21名，加上「萬年」不用改選的老立委總共269名，以此，真的是極少數的少數（不到8％），但這21名民進黨立法委員卻堪稱「萬年國會21戰士」，戰力超猛的！民進黨立法委員過半是2016年的事。這中間立法院與立委人數的變化我們就省去。
黨外運動人數那麼少，不管在省議會或立法院，黨外人士與後來的民進黨員都佔很少數，卻能逼使蔣經國於1987年7月解除戒嚴，之後再經過五年慘烈的奮鬥，終於為台灣拼來自由與民主。（見〈為何1992才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開始，而不是1987？〉）為什麼？
這就回到前面沈伯洋講的「能動者／賦能者」，黨外人士人雖然少，但具有強大的能動性，很多人都是一個人當二、三個人用，甚至一人當五個人用，不管藍領或白領，下班之後就是跑街頭，還有人以街頭為正業，本業是副業（大罷免也有志工辭掉工作）。1％乘以3就變成3％，乘以5就是5％。不過，這也不是單純以一個人乘以幾倍的問題，前面提到「賦能者」是使自己與他人更具有能力，因此一個黨外人士（基層也好，領導層也好）可能就會影響到3、4個人，人數於是倍增。您說，我們是不是在大罷免志工身上看到這種能動性、這種賦能性？
如果黨外運動就是靠投票決勝負，那是每投必輸。就是因為它靠一群中堅分子（無分學歷高低，黨外基層尤其衝組貢獻很大），衝撞體制，犧牲奮鬥，奉獻一切，才有那麼強大的力量，在白色恐怖時代，拚生拚死為咱拚來自由佮民主（台語）。相較之下，社會上多的是「搭便車的人」（free riders），他們沒有參與黨外運動，社會自由民主化之後，大家都得到更好的發展，他們會不會感念黨外運動？台灣自由民主化以後出生的年輕人（post-1992 children）會不會珍惜前輩奮鬥來的自由民主？這都影響著今天的台灣，以及未來的走向。
回到我們的主題。自由民主化之後，台灣進入數人頭的選舉時代，競選公職也好，議題的倡議也好，就必須和KMT/ROC黨國半世紀打造起來的堅固結構與生態，以及綿密的地方控制（農會、水利會等）競爭，還不要去說四十多年靠買票養成的「選民習性」，民主時代就只能這樣。但是，由於台灣陷在非常特別〔怪異畸形？〕的「國家構造」中（詳見迷思1與迷思2），尤其在中國對台進行20年統戰與滲透之後，中國國民黨高層以及很多黨員實際上已經效忠中國，看台灣、看世界完全採取中國的觀點，這是台灣民主最大的危機。如果大家都效忠台灣，當然沒問題，就繼續投票，輸贏兵家常事，但問題是：我們是在與「效忠敵國與不在意台灣存活」的一大群人一起投票決定台灣的前途。即使一般民生問題也往往連結到台灣的生死存亡。這有道理嗎？公道何在？
再說一遍，體制內還有行政權和總統的權力，我們期許這兩者能起大作用，但那真的不是我們期許就會有效的。救台灣是我們責無旁貸的天命，如果我們窮盡了中華民國體制內民間將賣台立委「請出」立法院的手段，而無法達到目標，那麼，我們是否應該思考體制外的非暴力抗爭方式？別忘記：比較近的三一八，稍微遠的野百合，都是體制外抗爭。若就兩個運動的訴求來投票，真的會投不過。體制外運動靠的是：能動力、賦能性，以及保衛台灣的堅強意志、毅力、熱情、強度，以及耐力。這時候，我們最要發揮黨外精神：拚生拚死、犧牲奉獻，無惜一切，攏是為咱台灣！
這篇就寫到這裡，太長沒人要看。下篇要來討論保衛台灣是不證自明的公理等議題。
最後還是要再提醒：
45年黨外運動為我們打拼出自由民主＋33年優秀的台灣人努力打造的生活方式＝當前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這值得我們捍衛嗎？再一次的二二八要不要迴避？若是，我們不能失志，繼續奮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