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1992才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開始，而不是1987？
周婉窈
集體記憶對一個社會的內部凝固，非常重要。集體記憶的「時限」有長有短，前者屬於對歷史的記憶，後者比較是對當代的記憶。它很大程度會決定我們要往哪裡走，如果我們都不知道台灣過去數百年有悲壯的抵抗史，那麼，敵國入侵，我們會起來抵抗嗎？如果我們都忘記戰後黨外與海外台灣人的奮鬥史，那麼，台灣能保住目前的自由與民主嗎？這都是很大的問題。最近引起注意的是，十年前反服貿的三一八太陽花運動，已經不復被記憶（甚至被嘲弄），更不要說三十多年前，從1987年到1991年轟轟烈烈的政治社會運動了。或許我們要有個覺悟：搶救集體記憶等於搶救台灣！
台灣自由民主化真正的開始在1992年，但不少人（包括學校老師）以為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台灣就自由民主化了。這是很大的誤解，日前我在修訂一篇英文的導讀文章（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Taiwan, Routledge, 2016），編輯要求我說明為何以1992為起點；我在X（前Twitter）寫文章，也有讀者詢問為何不是1986年民進黨成立或1987年解嚴。關於這個問題，我在《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一書中以一章的篇幅來說明（2022年增訂版，玉山社，頁165-191）。但作為研究者，我不能傲慢地說：這問題我寫過，請去看我的哪篇論文，哪本書。為了普及台灣史的知識（台灣人對自己的了解），我只能不斷以各種方式書寫吧？雖然寫過，希望這篇文章能以更簡明的方式讓大家了解台灣自由民主化是1992，不是1987。
首先，我們要有個概念，「自由民主」雖然常連在一起講，但自由與民主是可以分開的。最明顯的例子是香港，在英國統治下香港擁有高度的自由，但沒有民主；「回歸」中國之後香港人力爭民主，結果2020年6月30日中國制定的「國安法」實施之後，自由與民主都沒了，現在連一向在亞洲最令人稱羨的法治也崩壞了。台灣很特別的地方是，在1992年有了思想與言論自由的基本保障，同時開始民主化。我們先講自由化。
1987年7月15日，從1949年5月20日開實施的「台灣省戒嚴令」（正式名稱落落長，請自查）終於解除了。共38年又56天，全世界第二長。解除戒嚴當然很重要，也帶來非常大的改變。但是白色恐怖的「四大惡法」的三大依然在，而且KMT/ROC黨國用國安法來取代戒嚴法。什麼是四大惡法？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48/05/10-1991/05/01）
台灣省戒嚴令 （1949/05/20-1987/07/14）
懲治叛亂條例 （1949/06/21-1991/05/22）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1950/06/13-1991/06/03）
「台灣省戒嚴令」固然在1987年7月取消，但其他三法一直實施到1991年5、6月。那麼，這代表什麼意思呢？首先，中華民國還在「動員戡亂」耶，《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太上法，超越憲法。然後《懲治叛亂條例》還在，這又代表什麼呢？就是：如果你犯了《中華民國刑法》內亂外患罪（及相關罪刑）還是要用這個特別法來判，它的二條一是唯一死刑！而那個用獎金鼓勵人民檢舉告密的《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也還在！
解嚴最大的不同在於平民犯特定的罪不再受軍法審判。這當然差別很大，不過，您曾經想過為什麼平民要受軍法審判嗎？不就是軍人才要受軍法審判嗎？KMT/ROC黨國獨裁統治，真的有世界上很罕見的面相──如平民受軍法審判、軍事長官可以改判決、沒收政治受難者全部財產等，但台灣人可能太習慣接受現狀（被殖民慣了？），視為當然，很少思考根本問題。您可以去看看世界上有哪個國家長達38年又56天平民（主要是思想問題）得受軍法審判？韓國的獨裁者有用軍法來審判他的非軍人對手嗎？但是，我們的高一生，我們的許強，都是軍法審判，且秘密進行！！請別忘記，李承晚要整垮他的政敵曹奉岩（1899-1959），也只能透過一般法庭公開審判，曹奉岩可以穿上韓國正裝，堂堂正正在法庭答辯，雖然最終還是被判處死刑。反觀，高一生、許強，以及無數的白恐受難者，有這原該有的機會嗎？沒有！
就算解嚴了，你知道《懲治叛亂條例》有多厲害嗎？1987 年8月30日，也就是解除戒嚴一個半月後，142位白恐前政治犯齊聚國賓飯店，成立「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蔡有全是會議主持人，與會的許曹德提案將「台灣應該獨立」列入組織章程，在當晚的演講會中，蔡有全公開聲明他主張台灣獨立。10月蔡有全、許曹德被以「叛亂罪」收押，震驚海內外。當時大家以為解嚴了，不會就這樣抓人。在社會激烈的抗議中，1988年1月16日台灣高等法院宣判蔡有全有期徒刑十一年、許曹德十年。請注意：解嚴後確實不送軍法，但法院法院仍然以《懲治叛亂條例》「預備意圖竊據國土罪」來判決，判很重；主張台灣應該獨立，就判十年以上，兩人加起來二十一年，這和白恐差別在哪裡？如此重判，就是要告訴台灣社會，就算解嚴也不能主張台灣獨立。所以，台灣哪裡自由了？言論與思想的自由在哪裡？（蔡有全、許曹德最終各判七年，兩人第二度入獄服刑，1990 年 4 月4日獲特赦出獄。）
再來我們要來講鄭南榕。1989年4月7日鄭南榕為什麼要自焚？這也和台灣獨立運動有關。為省篇幅，鄭南榕在1980年代中葉以後在黨外運動中起的關鍵作用，在此略去不談。1988 年12月，鄭南榕在他發行的《自由時代周刊》刊登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第二年1月21日接到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簽發的「鄭南榕 涉嫌叛亂」的法院傳票。1月27 日鄭南榕決心以死捍衛言論 自由，捍衛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他把自己關在雜誌社內，並準備汽油，表示：「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在自囚的第七十一天，警方在刑事組長侯友宜帶領下強硬進攻，鄭南榕點燃汽油，自焚而死，當時四十一歲。
大家都知道鄭南榕主張主張「100％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框架，對他而言最重要的內容，是他要主張台灣獨立。他以生命捍衛的，不只是言論自由本身，同時也是捍衛台灣人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如果解嚴台灣就自由了，那麼，我們如何理解鄭南榕的自焚？
再舉一個實例，也就是「獨立台灣會案」（獨台會案）。1991年5月9日，調查局幹員進入清華大學逮捕研究所學生廖偉程，同日逮捕陳正然（台大碩士畢業生）、王秀惠（社運參與者）、林銀福（Masao Nikar，阿美族，傳道士，玉山神學院畢業）三人，後來又逮捕文宣張貼者安正光（Cegau Drululan，魯凱族，玉山神學院畢業），共五人，理由是他們加入旅日台獨運動家史明資助的「獨立台灣會」， 前四人被以《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唯一死刑，移送法 辦。阿，好厲害的《懲治叛亂條例》！
逮捕行動激發社會強烈的反彈，抗議活動如火如荼，這個時候，一年前（1990）3月才發生過野百合學生運動，社會已經蓄積非常高的動能，全國抗議「獨台會案」的教授和學生在台北火車站靜坐，加上支援的民眾，滿坑滿谷都是人。 5 月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廖偉程等人獲得交保釋放。
前面提到三大惡法都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在「獨台會案」發生之前的5月1日廢除，5月22日公布廢除《懲治叛亂條例》，6月3日公布廢除《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但是「獨台會案」就結束了嗎？不，還有刑法一百條的問題。
《中華民國刑法》第 一百條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說，雖然《懲治叛亂條例》廢除了，但「內亂罪」犯了刑法一百條；1991 年 12月3日，台灣高等法院依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預備或陰謀那一項）判決：廖偉程無罪，安正光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三年，陳正然、王秀惠與林銀福各依普通預備內亂罪判處三年至一年六個月。請記住：這套刑法是中華民國在1935年訂定的法律，那時候台灣是日本在統治，而中華民國還在「訓政」呢，這樣的法律就直接搬來台灣，且這一條到1991年一直沒修改。也請大家要思考，不要慣性地接受「現狀」，不然將來萬一中國的法律直接搬來台灣，很多人也會接受。
刑法一百條在1992年修訂，您以為是獨裁者佛心來著賞賜給人民的？刑法第一百條可怕的地方在於你只要「意圖」這樣，而開始做的話，就有罪。「獨台會案」引發廢除刑法一百條運動，由李鎮源院士領銜，學術界、醫學界、社運界眾多人士 組成「100行動聯盟」，於1991年9月展開極為慘烈的抗爭行動，訴求是廢除刑法一百條，以保障人民思想自由。當時國會是國民黨控制，而且萬年立委還沒退職，經過民進黨和國民黨幾度折衝，第二年5月1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法一百條修正，第一項改為：「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黑體字為作者所加）就是將原本不明確、模模糊糊的「著手實行」改為要用「強暴或脅迫」的手段來進行才算數。第二項刪掉「陰謀犯」，改為：「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實100行動聯盟主張廢除此一條文，因為刑法一百零一條就是「暴動內亂罪」，有此就夠了，但國民黨只接受修正，不接受廢除。雖然無法廢除，這樣的修正至少讓台灣人擁有思想自由的保障。也就是說，你可以主張台灣獨立，只要不用「強暴或脅迫」的方式來進行，就沒問題。這修正有用嗎？有。1992 年5月16日刑法第一百條修正頒布後，獨台會案發回更審，7月27日，由於廖偉程等人的行為沒有違反修正後的第一百條，全案改判免訴。
反過來說，如果1989 年這一條已經修正了，鄭南榕的雜誌刊載《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哪會收到「涉嫌叛亂」傳票？那麼，鄭南榕就不會自焚。再往前看，1987年蔡有全、許曹德主張「台灣應該獨立」，又哪會被判十一年、十年呢？和鄭南榕一起推動「新國家運動」的黃華哪會第四度入獄呢？以此類推，我們就知道刑法一百條修正之前，台灣並沒有思想與言論自由的保障，所以1992 年5月標示著台灣社會開始走向自由化之路。
接下來，我們來看台灣的民主化。大家要先有一個概念：民主國家如果是走代議路線（直接民主相當罕見），那麼代議機制的議員定期改選、反映民意就是原則，也是鐵則。當然專制獨裁體制也可以維持表面的代議制度，甚至定期改選；但是反過來說，國會無法定期改選，甚至是終身職，當然再怎樣說都不是民主。
台灣一般人對自己社會的認識有時候真的很淺，比如，如果您問周邊的朋友，尤其年輕人：ROC當屆立法委員是第幾屆？很多人答不出來（我在課堂問過，沒人答得出來），萬一答得出來，可以再追問：那麼，一屆不就是幾年（有改過），為何才第11屆？當然，最要命的問法是：您知道中華民國何時選第二屆立法委員？答案是1992年選舉，1993年2月1日就職。不就是剛好31年前嗎？那麼，第一屆又是何時開始？阿，魔鬼就在細節裡。
台灣的民主化始於「萬年國會」改選。幾年前，有位在東華大學教書的外國老師很驚訝他的學生都沒聽過「萬年國會」！什麼是「萬年國會」？中華民國在1947年11月 至1948 年1月之間選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國代）、立法委員、 監察委員。1949 年中國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被中國共產黨打敗，該年年底KMT/ROC中央政府及其支持者撤逃到台灣，有一部分第一屆的國代、立委、監委跟隨黨國來到台灣，成為ROC所謂的「法統」看板。根據憲法，這些代表們當然都有任期，但他們代表中國「法統」，怎麼能在台灣改選呢？ 蔣介石先用行政命令延長立委任期一年，延了兩次，再申請大法官釋憲，結果立委和監委竟然都不用改選（釋憲第31 號；真的不要太相信大法官）。國代也跟進，自行解釋憲法，以第二屆代表無法選出前，第一屆理當繼續當下去。也就是說，黨國以「整個大陸，仍為共匪竊據，無法辦理選舉」為理由，第一屆國代、立委、 監委要當到反攻大陸成功，才改選。
「反攻大陸」在1955 年3月3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生效後，就是假議題，因為根據條約，如果台灣和澎湖受攻擊，雙方有共同防禦義務，但一方不能單獨行使武力，也就是沒有美國允許，中華民國不能反攻大陸。黨國高層對此清楚得很，只是必須靠「法統」正當化它在台灣的統治。但人會病老死，還有很多狀況，所以發展出一套荒謬的萬年國會代表的遞補方式，有人像中彩券頭獎一樣，突然因同鄉的某國代死亡而遞補為國代，享盡各種好處。由於黨外運動與民間社會的壓力，黨國才在1969年舉辦「增補選」，1972 年以後有所謂的「增額」選舉，請注意，這都是「補」第一屆。第一屆國代、立委、監委則一直不用改選，你若命夠長，可以當上四十四年。這些人到了 1991 年才接受優厚的「資遣」。不管「增補選」或「增額選舉」，都是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而來的。解嚴之後，台灣社會不再能接受萬年國會，但絕大多數的老人不願退下來，引發一連串激烈抗爭，在立法院為數甚少的民進黨立委和國民黨立委發生嚴重的肢體衝突。民進黨愛打架的印象，是這樣來的。
民間最大的抗爭則是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學運」。由於那一年3 月國民大會要選舉總統，公眾對於「萬年國會」的不滿已經到了極點，學生集結起來，靜坐示威，規模浩大。該運動提出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擬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在政府給予很優厚的待遇之下，第一屆國代、立委、監委終於退了下 來。此外，1990年6月21日公布的憲法釋字第261號也是因素之一，該釋字主張老代表們「應於」1991年12月31日以前「終止行使職權」。1992年台灣人民選出第二屆國代和立委，監察委員改由總統提名，國民大會同意（2000年以後由立法院行使同意權），正式終結萬年國會──這個長達四十四年的第一屆！
就是因為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不用改選，蔣介石五任總統，他和兒子蔣經國二任總統都是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出來的，世界上很難找到這樣的例子吧？也就是說，中華民國「行憲」後，從第一屆到第七屆的父子檔總統都是由同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出！世界上有這樣的「憲政」國家嗎？
能夠開始定期選舉國會議員，台灣才真正成為民主社會。所以我們以1992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次年就職）作為台灣民主化的起點，剛好和自由化同一年， 這也可以說是我們台灣的幸運。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若沒有其後到1992年這五年的激烈抗爭，台灣沒辦法自由民主化。
在這裡，我們要補充說明「國安法」的問題，那樣才能更加印證獨裁者沒有佛心來著。如果您注意兩次519綠色行動，也就是1986與1987年5月19日訴求解嚴的黨外大規模運動，您可能會注意到第二次519綠色行動的口號包括：「只要解嚴 不要國安法」。為什麼說「不要國安法」呢？「國安法」是《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的簡稱，當時黨國知道可能必須解除戒嚴，想用這個法來取代「台灣省戒嚴令」，最後確實就這樣做。這個國安法的第二條明白限制人民言論自由（後刪除），第九條規定戒嚴時期平民所遭受的軍事審判，「刑事裁判已確定者，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但有再審或非常上訴之原因者，得依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也就是說，白恐案件基本上無法要求重新審理，嚴重阻礙轉型正義的工作；這個條文從1987年到現在都沒修訂。
補充說明：解嚴第二天（1987/07/16）就有十二位白恐受難者一起提起上訴， 可見殷望之深切。他們年齡最大八十六歲、最小六十五歲，加起來854歲，判刑144 年（其中一名無期徒刑以坐牢二十年計算），一人之外，十一人都遭到慘無人道的刑求。結果呢？前一天生效的國安法剝奪他們上訴的權利，最高法院據此駁回每一個人的上訴。一年後他們到立法院請願，也不了了之。有一次我演講，提到這件事，有聽眾問：那為什麼不修法？我當場被問倒，是的，國會過半數，為何沒想到要修法？
1992年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開始，已如上述，但還有三個重要的變革都發生在這一年，也是指標。這三項是：海外黑名單解除、身分證從註記籍貫改為出生地、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按省區定額錄取制度廢除。這一年11月1日彭明敏返回台灣，這之前歷史見證了慘烈的黑名單「鮭魚返鄉潮」，不惜坐牢（如鄭自才被關一年，您可以想像嗎？就是想回故鄉）。身分證和高普考問題都是運作數十年的「撕裂族群」體制，影響巨大。這一年的11月7日，金門、馬祖解除戒嚴也是個值得注意的指標。
最後的最後，我們真的要了解並用心思考戰後台灣的歷史，才不會被假消息、假議題帶者走。比如，請不要忘記：美麗島事件（1979/12/10）、林家血案（1980/2/28）、台大陳文成案（1981/7/3）、美國江南案（1984/10/15），都發生在蔣經國當總統時期，您說他不用負責嗎？更不要忘記：蔣經國從1950年起就是KMT/ROC黨國的特務總頭目。他在1988年1月13日過世時，中華民國還在萬年國會耶。已故政治受難者蔡焜霖先生一聽到稱譽蔣經國為「民主的推手」，就一肚子氣，紳士如他連三字經都快罵出口。是的，這是哪門子的「民主的推手」？
如果您認為自由民主對台灣很重要，那麼，讓我們從認識它從何而來，何時而來開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