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二〇年代，向望再度與君同行──紀念鄭南榕先生
周婉窈
（寫於2021/4/6）
三十二年了。距離鄭南榕離開我們，三十二年了。此時此地，離他和濟濟福爾摩沙志士的本願更近，還是更遠？如同哈姆雷特的呢喃：This is the question。
遙想當年鄭南榕先生、林宗正牧師、黃昭凱先生等人突破四十年禁忌，帶領群眾在台南為「二二八和平日」而走，遊行路線就是當時湯德章就義前被載著沿街示眾的路線。原本才四十多人，走到台南市南門路口時人才慢慢增加到一百多人。一路上，遊行隊伍遭到警方暴力阻擋，但人們絲毫不退縮！別忘記，那是1987年2月15日，還在戒嚴──而且沒有人預想到五個月後會解嚴，參與遊行隨時可能被捕，被以鎮暴家法伺候。二二八四十周年的一系列紀念行動見證了鄭南榕的勇氣、行動力與前瞻性，以及他背後數十年積累起來的民氣。那是個衝決網羅的時代，鄭南榕到現在仍讓我們心痛的自焚，開啟了充滿可能性的九〇年代。
今年是2021年。一百年前的這一年，是殖民地台灣非武裝反殖民運動的發軔。1月，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議）諸君子首次率團到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請願，10月17日臺灣文化協會（文協）成立，開啟了昂揚、奮發、光亮、熱烈的二〇年代政治和文化運動。台議和文協彷彿太陽神馬車的雙輪，載著島嶼向光的所在馳騁。文協的演講，四年內（1923-1926）辦到近800場，400萬人的島嶼竟有11萬3千人次的聽眾！在1927年，《台灣民報》社論曾提出制訂「台灣憲法」的主張；該年的第八回請願，簽署人數達到最高峰2,470人。
關於文協掀起的思想波瀾和藝術風潮，以及台議的雄心和最後的消沈，在此就不多提。反殖民運動諸君子/眾先賢在艱難的時代做出偉大貢獻，他們的努力仍然是我們今天的精神泉源。不過，我們也必須了解日本時代反殖民運動的局限，才能有所突破。
台灣的反殖民運動採取體制內作法，這是可以理解的。現在有不少人美化日本統治時期，二〇年代或許還不錯，不過，從1895到1915年，殖民統治者鎮壓反抗者從不手軟，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的八年統治（兒玉．後藤體制）有其兩面性，一邊是舊慣溫存，另一邊是嚴刑峻法。你知道嗎？──在這八年，對付「反亂者」的「匪徒刑罰令」起訴了5,893人，3,213人判處死刑，一半以上耶！不要忘記，這些都是我們的「台民」（台灣人）。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有866人判處死刑（後經特赦改為無期徒刑）。你說，你還能武裝起事嗎？
台議追求殖民地自治，訴求在台灣設立殖民地議會（這不能和後來的地方自治相混，層次不同），這在當時是體制內運動，反觀追求脫離殖民母國獨立建國就是體制外的非法行動。世界上的反殖民運動通常有兩條路線：自治 vs. 獨立。二十年的武力鎮壓及其後的嚴刑峻法，導致台灣的反殖民運動只能走體制內路線。這個後效在哪裡呢？因為獨立問題不能在公共論壇討論，一般人最多只有殖民地自治的概念，殖民地的獨立不在思維之內。所以二戰之後，當「全世界殖民地紛紛獨立」（教科書不都這樣寫？）時，台灣卻茫然若失，且因為「祖國因素」很快就接受「光復」、「回歸祖國」的論述。如果可以用個比喻，那麼：當眾殖民地人民在月台等車時，「獨立號」列車一輛接一輛開來，大家直接跳上去，台灣人卻愣在那裡，一恍神，列車開走了。接著來了一輛「光復號」，台灣人跳上去，不久就發現搭錯車，但下不了車，一搭就是七十多年……。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歷史見證了從二二八血洗島嶼之後，民間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黨外力量，在白恐時代，前仆後繼，衝撞戒嚴體制。1987年7月15日解嚴了，但三大惡法仍在。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了解為何解嚴了，還要繼續衝撞？為何鄭南榕在1989年4月7日還要用人唯一一次的生命來作最沈痛最慘烈的抗議？台獨案、鄭南榕自焚、獨台會案等事件，在在衝擊雖解嚴而仍框住人民思想自由的黨國體制，1991年三大惡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終於廢除。不要忘記，鄭南榕是因為他的刊物刊登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而收到「涉嫌叛亂」的法院傳票。年輕朋友很難想像吧？現在的自由自在真的不是KMT/ROC黨國統治者賞賜給你的。
台灣從1992年才開始走向自由民主化的道路。這一年發生很多「劃時代」的事情，如：刑法一百條修正；海外黑名單解除；戶籍廢省籍登錄、改為出生地──這若在中國歷史上，這就是「土斷」；萬年國會解散後選出第二屆立法委員（第一屆1948-1991！）。
如田孟淑（田媽媽）在紀錄片《牽阮的手》所說的：「〔19〕85、86、87，彼ê時陣的社會運動足強ê啦，毋過，欲講起來，mā實在是，用一个人的身軀，做、做──莫（mài）講武器啦──做一个工具，按呢tī街路，按呢teh行，人若欲kā你tuānn（彈），tō póng一聲就去，人欲kā你摃（kòng），mā一聲就來，honnh。彼ê時陣teh靜坐ooh，扛kah足厲害ê啦，ná像彼lō按呢iau-sà-sà（枵嗄嗄/餓壞了）彼lō鶆鴞（lāi-hio̍h/老鷹）欲來咬著一隻雞仔子按呢……」（1:58:35-59:04；華譯附於文末）。我們看當時的影片，真的很不可置信，鎮暴警察拿著棍子360度打人，兇狠程度實在不是今天的年輕人可以想像的。
從1985到1989年，在這非常激烈的政治社會運動中，鄭南榕參與很深，越來越站到前頭。1987年二二八四十周年將到時的2月15日，鄭南榕在台南帶領遊行，其實他被關了八個月，才剛在1月24日出獄，這是何等的勇氣和承擔！陳永興醫師說：「他是一個行動思想家，他有他的思想，他用行動表示。大家想、不敢講，他就把他（它）講出來了。或者大家覺得想要做什麼、不敢做，他就把他（它）做。」他講了什麼大家想講而不敢講的話呢？最為人記憶的是，1987年4月16日在金華國中反國安法集會時，他清清楚楚說：「我叫作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台下聽眾握拳連呼：「獨立！獨立！獨立！……」那時候還沒解嚴！
解嚴才一個半月就發生台獨案，原來解嚴還是不能主張台灣獨立！許曹德、蔡有全的「台獨案」正式引發台灣獨立建國運動，遊行群眾高喊「台灣要獨立、獨立救台灣」。田媽媽說：「第一遍是聲援運動，第二遍就完全進入台獨的運動啊啦！」（《牽阮的手》，2:05:59-06:03）解嚴前鄭南榕都敢做第一個在公開講話中主張台灣獨立的人，理所當然扛起建國的大旗，1988年11月16日他和黃華等人正式發起「台灣新國家運動」。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自由時代》週刊刊登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以「台灣新憲法草案」為題刊登），必須放在這個建國運動的脈絡來看。
1989年4月7日，鄭南榕離我們而去，但5月19日在雨中沈靜而哀慟的送殯行列，是台灣人感動天地的大眾葬，然後詹益樺伸開雙手有如十字架的自焚身影，以及水柱中受到感召而陸續跪下來的人影，是我們永恆的民族記憶──如果我們有一天能夠成為民族的話。6月1日，《首都早報》創刊，第二年3月發生野百合學運，1991年9月「100行動聯盟」如火如荼，接著連接到我們前面提到的1992年台灣自由民主化的啟航。
是的，台灣民主自由化了，但是，作為一個有自己的國名、國旗、國號，以及憲法的國家，在哪裡呢？此刻比起三十二年前是更遠，還是更近？
今年在一個聚餐的場合，多數人比我大4、5歲，都是台灣社會的菁英。閒聊中不知為什麼提到國旗國歌，我才驚知：原來眾人不知道ROC的國旗和國歌在1928、1930年才訂定！前者由KMT黨旗變國旗，後者還是黃埔軍校訓詞，不然誰「為民前鋒，夙夜匪懈」呢？我當時提到中華民國最早的國旗「五色旗」，以及曲調和歌詞都很典雅的中華民國國歌《卿雲歌》，更是沒人聽過。這讓我再度認識到黨國教育的「深入人心」及其厲害之處──它甚至讓人們誤以為中國國民黨的黨史就是中華民國的歷史。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後半黨外志士和支持的民眾開啟了充滿可能性的九〇年代，但九〇過後，昂揚奮發的黨外支持者可能慢慢感受到一種說不上來的挫敗，甚至失志的感覺。為何會這樣呢？我越看這一段歷史越認知到：黨國體制及其教育，在三、四十年內，已經打造出一個和戰前台灣截然不同的生態，那個生態有自己的土壤，本來的土壤已經年復一年被挖掉，被替換，很難長出原生的好花好木，反而適合種出統治者要的東西，不管多麼阿里不達、烏魯木齊。
不要忘記，數十年的黨國統治是黨、政、軍、警、特、教、傳媒七位一體，從日常的細微處到大環境，包山包海，天羅地網，讓你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我們不能輕估它深化社會、深入人心的巨大影響，而且它足足培養出三個教育世代，他們當中的「菁英」正掌控台灣的各行各業，或正在接班中。這個現象到處可見，我比較熟悉的學界，非常嚴重，借用香港用語，基本上是「建制派」的天下，成功的人即使不是恩庇侍從派，也是順風牌。我有一位耶魯的同學，俄裔美國人，從事人權NGO工作，她以為我教書的大學是自由派大學，我說，台灣和美國不一樣，美國長春藤聯盟的大學都是自由派大學，台灣名校沒有一所稱得上自由派大學。她非常驚訝，而實際上就是這樣。不過，若台大校史可以重寫，我們將發現海外台獨運動者大都是台大出來的，就連最初的3F五傑不是台大老師就是學生或關係者，但是校史沒有他們的名，絕大多數的台大學生不認識他們。這是台灣的現實，他們是ROC的叛國者，而這同時他們卻是ROF/ROT的建國志士。提醒一下：鄭南榕也是台大學生，讀哲學，因為拒絕修「國父思想」的課，放棄畢業證書。
126年前，當清國將台灣和澎湖群島「永遠讓與日本」時，台灣紳民起來抵抗，發佈〈台民布告〉，誓言：「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拱手而讓台」，同時成立「臺灣民主國」，英文是ROF，漢文則是ROT。雖然帶頭者逃散一空，人民倒是如誓言所矢志的，從大嵙崁開始，由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一路戰到雲林嘉義一帶，成千上萬的小民為了保衛鄉土犧牲生命。ROF/ROT有它的國旗，一般稱為「藍地黃虎旗」，現在看得到的摹本，很大（305公分x283公分），雙面，老虎的眼睛一日一瞑，非常可觀，也很可愛。這是台灣人真正為它流過血的國旗。
李喬和陳運棟等前輩將1895年的乙未戰役界定為保鄉衛土戰役。保鄉衛土源自於人們對鄉土本真的愛，鄉土愛是人群之所以能成為「民族」（nation）的前提。但前提永遠只能是前提，如果沒有歷史，就沒有民族；沒有民族，就沒有民族國家。台灣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歷史。乙未戰役之後，直接進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的殖民地教育相當注重鄉土教育，但沒有台灣歷史；戰後KMT/ROC的黨國教育，沒有鄉土，也沒有台灣歷史。這個影響非常深遠，我們到現在還活在一百年（1898-1997）學校不教台灣歷史的後效中。
2014年三一八日頭花運動之後，很多人喜歡說現在的年輕人是「天然獨」，其實不對，應該說是「天然台」──自然而然愛台灣，有濃濃的鄉土愛。但他們絕大多數人不去思考台灣是否應該或不應該獨立的問題，對新國號、新國旗、新國歌和新憲法毫無想像，因此無法稱為「天然獨」。我相信就這一點來說，鄭南榕會同意我的看法。如果戰前出生，受黨國教育不深的台灣人是第一代「天然台」的話，日頭花青年則是第二代，中間隔了大約三代無以名之的教育世代（當然是就大勢而言，不是全部的人都一樣）。一個地方的學童，因為唸書而唾棄鄉土，唸越好越唾棄鄉土及其文化、語言和過去，在這同時將外於自己的遠方當成故鄉，在近代歷史上似乎不多見。
我們今天還活在以半世紀、一甲子計算的黨國教育的魔咒中。「天然台」雖然不等同「天然獨」，但畢竟是台灣要建立新國家不可或缺的前提。在4月7日的這個日子，請不要忘記，鄭南榕以會極度苦痛的肉身投向火神時懷抱這兩大使命：一，追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另一，台灣獨立建國。在他自焚後的記者會中，他的妻子葉菊蘭泣說：「我非常非常愛鄭南榕，我更尊敬他。因為他愛的不是小小的一個太太，一個小孩，他愛的是全台灣，他愛的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一千九百多萬的人民。他今天作為一個外省人的子弟，他為了爭取台灣獨立，他為了爭取言論的自由，他犧牲了自己的……，他不看自己的太太，不看自己的小孩，他甚至不在乎他肉體的痛苦。」（紀錄片《牽阮的手》2:10:55-11:37）
今天我們追思Nylon，不能只追思半個Nylon。葉菊蘭甚至將爭取台灣獨立放在爭取言論自由之前。紀念鄭南榕，如果只是再獻上一束花，再講N遍「剩下就是我們的事了」，那麼，這真的是我們紀念這位行動哲學家的適當方式嗎？在二十一世紀，在台議和文協一百年紀念的今天，我們能再創一個充滿希望、活力和可能性的二〇年代嗎？
愛台灣的年輕人，請不要滿足於「天然台」的封號。學理和實例告訴我們：一個地方沒有自己的政治屋頂（political roof），是無法保護鄉土的，遑論生活方式。請看看圖博、東突厥斯坦（中國稱為新疆），以及香港，還不夠清楚嗎？請思考：我們到底要不要有自己的政治屋頂？你真的知道什麼是「一中憲法」嗎？現狀真的可以永遠維持嗎？今年是2021年，只有你們才能讓新的二〇年代媲美並超越上世紀的二〇年代，讓我們一起與鄭南榕、好兄弟詹益樺，以及濟濟志士，再度同行。但願與君同行、但願與諸君同行，走向那光的所在。
沒有自己的國家，三月不會是國殤月。4月7日又如何呢？我小時候，美國甘迺迪總統很受景仰，他被暗殺，震驚全世界。在他出殯的國喪中，夫人賈桂林身穿黑衣，黑紗罩面，手牽一對兒女緩步行進，那麼肅穆，又那麼令人心痛。在鄭南榕出殯行列，葉菊蘭牽著鄭竹梅，單薄而堅毅地與一排同樣穿黑衣服的君子淑女走在前面，在在讓我想起賈桂林手牽一對兒女的鏡頭。哪天，這神哭鬼泣、來自民間的雨中大眾葬，也會是島嶼子子孫孫看了會淚流滿面的國喪記憶嗎？
田孟淑女士紀錄片發言的華譯：
「〔19〕85、86、87，那時候的社會運動非常強啦，不過，要講起來，也實在是，用一個人的身軀，做、做──不要講武器啦──做一個工具，這樣在街頭，這樣在走，人若要［用子彈」打你，就砰一聲就來，人要打你，也一聲就來，honnh。那時候在靜坐喔，扛得非常厲害的啦，好像那個那樣餓壞了的那個老鷹要來咬著一隻小雞那樣……」（周婉窈 譯）
誌謝：本文參考邱萬興先生臉書2021/02/15「歷史上的今天」，莊益增、顏蘭權導演的紀錄片《牽阮的手》；台文轉寫承蒙李盈佳小姐和薛翰駿先生協助，謹此致上謝意。
（文章轉載自：鄭南榕基金會 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