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人來說，耍特權就是power的展現
陳方隅
台北市長蔣萬安被輿論抨擊，他的小孩去申請全市僅25名的公費補助名額，而且明明是美國籍還要去美國當交換學生。
地下市長殷瑋出來辯護的方式竟然是挖出其他同學也有雙重國籍（是怎麼樣拿到個資？而且根本搞錯重點），這整件事情的重點在於沒有做到最基本的「利益迴避」，但蔣萬安一直強調一切合規定。
有人問說，這種耍特權的行為，是不是會影響到選情？
對一般正常人來說，我們當然會討厭特權啊！這就不公平嘛！
然而，對中華文化薰陶之下的人們來說（而且是台北市主要的選民群體），其實一點都不會影響，甚至他們會覺得蔣萬安與他的小孩很委屈。
為什麼呢？要理解中國人與中華文化精華，最好的切入點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推薦閱讀：王飛凌，《中華秩序》、許成鋼，《制度基因》）
中華文化幾千年來的歷史，統治模式幾乎都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君王，以殘酷暴力的方式壓制異議份子，整個社會是一個很嚴格的階級體制。在這樣的模式下，統治者就是最強的人，正當性是來自一種「天命」，一種替上天統治整個世界的統治者世界觀，實際上就是極權主義，是一種儒家與法家的聚合。
在這種制度下，權力高度集中，統治者控制人民思想，歷朝歷代都很常使用文字獄、恐怖統治。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掌控秩序的追求，永遠大於個人權利，一直都沒有什麼對於個人權利和自由的討論。人們也幾乎無法、不願意、不知道要去追求這些個人權利，因為政府的控制力實在太大。
對統治者本身來說，為了專制權力，無時無刻可以鬆懈，必須一直不斷地進行鬥爭，確保沒有人來取代自己。因為沒有建立起制度性的保障和輪替制度，這些統治階層「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們幾無人格尊嚴和個人安全」。
更糟的是，這樣的制度對一般個人有非常高度的扭曲，同樣沒有要讓一般人們擁有人格尊嚴。長期下來，中國人的心理狀態最流行的就是「宿命論」，一種羨慕暴君心理與奴隸宿命論的複合體。人們常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沒有個人權利可言。因為沒有任何制度的保障、加上統治者的殘酷手段和維穩目的，整個社會一直以來形成一種非常激進的「汰弱留強」、「弱者都該被消除」的觀念。
在這種體制下，人們要嘛就是成為全能的獨裁者（統治階級）一部份，要嘛就是成為忠心的奴隸，尋求在這樣的體制內分一杯羹。
因為這套體制的控制嚴格，人們很難突破，於是最「理性」的作法就是「打不過就加入」，用忠誠度去換取上層統治者的恩惠。
在當代自由民主體制下就不是這樣，因為個人權利是由憲政主義所保障，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所以沒有什麼統治者的恩惠的這種事情。套用許成鋼老師的話來說，這就是中國文化下的制度基因，跟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基因完全不一樣。
在一些「前現代」的社會，例如在花蓮國，人們會覺得一切都是花蓮王的恩惠，所以花蓮王把自己全家的圖像印在聯絡簿、各種印刷品、生活中的每一個地方，人們並不會討厭他，而是覺得感謝他、崇拜他，覺得他無所不在真的是很厲害。
這就是很標準的統治強人崇拜，真的是非常中國的一套機制。
當你愈是自認中國人、愈是認同所謂中華文化，你會愈想念以前中國國民黨的那種威權統治，在那個「美好的時空」，社會上很明確區分出誰是上等人（高級外省人），甚至是連居住的地方都有物理性的隔離（眷村，國宅，而台北市還有很多國宅集中地，國民黨得票率八成都不誇張），而自認為是上等人的這些族群，享受特權當然是應該的啊！
在整個中國上千年歷史當中，這一套嚴格的階級觀自然而然會導出「能混就混、能撈就撈」的核心價值，因為你無法改變整體，也沒有任何有效地爭取個人權利的制度保障，一切變成都是比拳頭、比門路的叢林法則，所以大家比的是誰比較會撈、誰比較會卡油水，而且也會去崇敬那些最會卡油的人。如果你要指出這個體制的錯誤，說不定還會被怨恨是破壞團結、妨礙自己卡油。
我自己對於整套體制最深刻的一次體悟，是旅居美國期間，某次在一個新年春酒宴會上，遇到一對慈祥的退休公務員夫妻，他們顯然是大中華的認同者（但卻長期住在美國）、對於台派政府執政相當不以為然、認為公務員應該要抵制與罷工。然後他們對我們這些後輩最大的「善意」，就是很「好心」地教我們要怎麼鑽漏洞、申請多一點的公家補助，即使這種漏洞有偽造文書的違法之虞，但他們很誠摯地、也很開心地說，他們長期以來都這樣做而且拿到很多好處，並且真心地推薦給我們。
當時的我真的是超級震驚，但後來讀多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也就能理解這種心態了。
這些人看到蔣萬安市長的作法，他們想的不是「怎麼會連幾萬塊錢的補助款都要撈」（想想看，一個會把上千萬選舉補助款放自己私人口袋的人、一個從小到大在黨國體系庇蔭下成長的人，會差這幾萬塊嗎？而且是新台幣不是美金），也不會是「如果我是教育局員工，我根本不敢拒絕市長的小孩錄取吧」。
而是：這就是應該的！市長真是厲害！你看他可以直接讓兒子拿到最大的畢業獎，也可以讓兒子拿到國家首都層級的認證！
【這就是最高等級的power！】
「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掌握這種power該會有多好！」「我也要讓我的小孩擠身到這個權貴階級的最上層！」
所以你說，像蔣萬安的父親鑽了法律漏洞改姓（他當年申請改姓的時候，並沒有做血緣鑑定，只有憑著「蔣經國曾經給過生活費」來認定有血緣關係），蔣萬安為自己的小孩修改市長獎的給獎辦法、然後小孩又拿到全市僅25名額的公費補助，對中國人認同者來說，這就是他的能力的展現，而且還一次獲得了最高等級的「蔣」姓，這真的是太厲害了。
對，很悲哀吧！蔣萬安「能力的展現」是在於他可以拿到這些特權，延續這些特權，以及阻止那些來「剝奪特權」的人們。一個市長能力的展現不是在於他有沒有辦法防止虐童案的發生、有沒有把市政規劃做好、有沒有好好運用預算（例：一支8百萬的陽傘）、有沒有好好治理城市，而是在於他能不能給予人們一個「特權體系仍然存在」的想像，讓中華人覺得自己還是可以在這套體系裡面獲得庇蔭。
所以，對於深藍群體來說，他們對蔣萬安的支持度只會更深，不會減少。
其實中華認同者就是中國人，從英文的角度來看都是一樣的，不管他們拿的是什麼國籍，文化傳統這件事情都是根深柢固的。
許成鋼老師、王飛凌老師的分析指出，從清末民初的那套「富國強兵」討論一直到現在，都沒有任何人討論關於個人權益的保障和制衡，所有人討論要讓國家強大起來，就都只要著重在工業以及軍工業的發展。所有的改革派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建立起可以和西方抗衡的軍隊和經濟體制，但幾乎沒有人想到，西方國家之所以可以長期發展，就是因為建立起了可以互相制衡、抑制獨裁者的制度，而且文明的發展其實就是奠基於對個人權利與自由的保障。
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個思想指導的最核心元素，也一直延續到現在。
如果說一切都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那麼能撈就撈、展現特權，就是一種power。
其實最近中國國民黨砍掉總統府用來買庇護工廠禮盒的預算，心態上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弱勢就是自身自滅就好，何必用國家資源去鼓勵與支持呢？
事實上，我們台灣早已長出了根植人心的很不一樣的文化與人格，例如台灣社會高度的互助（例：鏟子超人）與信任（例：拾金不昧、陌生人間的互相幫忙），這都跟汰弱扶強的中華文化很不一樣。
然而，台灣人畢竟以前跟中國來往太深、歷史太久，骨子裡的中華思想還是揮之不去，而現在又有一大堆政客在鼓吹我們走回中國秩序（例如鞭刑公投），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人們喜歡「包青天」，因為他可以不用管什麼法治、正當法律程序，也不需要著重個人的權益，反正就是一種上對下的權威展現，然後還是有一堆人覺得要加強刑罰。
想想看，台灣的人們不相信司法公正，但卻又高度支持死刑、鞭刑，是否因為幻想自己也可以成為執行這種極刑的一份子，享受那種懲罰罪犯、極致凌虐弱者的快感？
人們期待某天自己變強、可以變成這種跳過制度的執法者，但卻很少想到一個公平公正的法律體系。
只能再次提醒大家，民主、自由、人權都是很珍貴的，而且都是經過長期爭取而來的重要資產，在民主體制下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公平（equality）」，一人一票、票票等值，這就是一種公平；保障每一個人的個人權利，這也是一種公平。
制度的完善很重要，還有很多基本的原則是民主法治下的基本公民素養，例如所謂的「利益迴避」，很可惜，某些人的眼中似乎不會有「利益迴避」這個詞，長期以來台灣的所謂地方派系、綁椿、包工程，不就是靠著特權庇蔭所形成的一種人脈網絡嗎？
要去除這些特權，除了要完善制度面之外，人們公民素養的提升、讓耍特權的政客們負起政治責任，是最根本的事情。反過來說，如果耍特權的政客們沒有得到教訓、仍然一直當選，那特權體系當然就是持續存在甚至持續增強了。
（轉載自：陳方隅 2026/9/3 臉書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