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竄改歷史，我們就拼命回憶：我的318記憶
江昺崙
318事件的事發經過，我覺得是多種意外的結果。有事先計畫，也有突發行動，串接在一起變成了所謂的太陽花運動。很多參與者不能明說，是因為擔心法律責任，所以很多事情才沒辦法拼貼在一起。
317傍晚，張慶忠突襲通過後，黃國昌那時候找了幾個人，在鎮江街附近的簡餐店討論，計畫佔領景福門。
318下午收到消息說計畫改變，其他不同單位的伙伴有新的策略，包括賴律師、台教會、公投盟等等單位要合作，從三個門突破。我傍晚到勞陣辦公室集合。遇到周馥儀跟黃郁芬，他們跟我解釋新的狀況。
當時並沒有談到一定要佔領議場。大家的想像比較偏向2013年「佔領內政部」的行動，亦即包圍立法院讓他們難以開議。馥儀說，已經請農陣伙伴做好了布條，要掛在青島東天橋上。我們可以在立法院內廣場靜坐抗議。
同時，勞陣角落也有一把，黃國昌請中研院助理拿來的油壓剪，意思是我們想用，也可以拿去用。於是黃郁芬找我去青島東路現場看，發現那邊警力非常稀少，只有三、四人。所以他就決定在9點15分左右，要衝進去立法院的青島東側門。
當時勞陣約有幾十名伙伴，我大多不認識，沒有黃國昌。林飛帆後來也從台南趕來，我拿農陣的大聲公給他，我說必要時請你協助引導大家（結果大聲公壞掉不能用）。我跟飛帆一組，然後跟大家約定，我們人太多，所以分三路悄悄接近青島東側門，不要引發警察注意，然後9點12分一起翻牆，像美式足球一樣，前面的人幫忙擋住警察，後面的人再衝到大門口，讓我用油壓剪剪開門鎖。
我將油壓剪用網球拍的袋子裝起來，但手把部份露出來了，所以一翻過青島東圍牆，就被警察發現，有兩個警察上前，想要把我的球袋搶走。當時警力就不夠攔下所有翻牆的伙伴。
所以前排的老丹跟畫家劉宗榮，就用相機打破立法院議場外門的玻璃，走了進去。後來警察放棄跟我拉扯，我就用油壓剪把玻璃都打破，讓後面的伙伴進去。
第一波的伙伴進去之後，發現議場的門沒鎖（為什麼沒鎖？我不知道），一推就開了。所以現場有大概20幾位伙伴，跟4-5名警察在議場側門在黑暗中推擠了十幾分鐘。
跟星爺的電影一樣，有警察大喊「誰！誰偷偷打我的頭？」但沒有人承認。
最後警方人力不足，氣力放盡，讓我們推了進去。一開始現場很暗，沒有開燈。不知道場內有幾個人。直到30分鐘後，有一名伙伴找到開關，議場燈亮，大概現場有一百多人，現場很凌亂。黃守達站上議事台高呼，讓大家冷靜。
現場絕對沒有黃國昌，其實大家那時候都知道他在錄節目。
黃國昌最大的問題，在於他錄完節目後，趕到現場，半夜到凌晨他守在青島東路，被打破玻璃的門外，彷彿他是現場指揮。後來在那個門外聚集了上百名至千名群眾，黃國昌說「不要推擠，有碎玻璃，太危險了！」他人擋在門外不讓群眾衝進去。所以青島東路的側門在那幾十天的佔領行動，才會一直都是由警察把守的，群眾進不去，需要從二樓陽台爬進去。
所以3/19日清晨，青島東路的伙伴就開始抱怨，之豪跟楷翔等後來被稱為社科院的伙伴，就開始質疑為什麼黃國昌要擋住門，不讓後面的群眾衝進去？讓議場內的群眾反而被警方包圍？
後來隔日（因為日夜顛倒，我忘記時間了），黃國昌進到議場內，找了陳為廷、林飛帆等若干人，我也在旁邊。他跟我們指示說現在的策略是：「警察不動，我們不動。」意思是說，我們接下來就不要擴大佔領議場了，維持現狀。
我當時沒有反駁他，只是覺得很奇怪，就走掉了，但後來21天的行動就這樣定調了。現在想想，其實我們為什麼要聽他的話？我們也是共犯結構吧。
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他要營造出來的「孤島效應」，讓議場變成圍城，也變成全國媒體關注的焦點，所以後來第一批進議場內的人變成「學運幹部」、「社科院」、「公民1985」等次團體、又產生了「二樓奴工」、「賤民解放區」等等各種奇怪的行動狀態。
這也是為什麼，佔領前四天，議場內外不斷在吵架，被媒體講成鷹派跟鴿派之爭。沒有啊，因為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青島東路側門要讓警察封起來啊。
甚至第三天，我本來是臨時發言人，被媒體叫出去採訪，然後就進不去議場了。我也只好排隊從二樓陽台進去。看到二樓的伙伴辛苦帶人爬梯子的樣子，我整個覺得「孤島效應」莫名其妙。
後來我主觀認為，孤島效應是為了讓整場行動看起來更戲劇性、更有畫面感。而黃國昌希望可以帶動後續的政治效應。所以我在《這不是太陽花學運》這本書裡，委婉地說，若沒有封住議場側門，空間是開放的，整場運動會更順利、伙伴之間也會更平等對待彼此。比較不會有後續彼此指責撕裂的事情發生。
為什麼我們當下沒有反對黃國昌的意見呢？因為我當時服從了「師長」的威權，默默地走掉，讓他計畫接下來運動的走向（而群眾非充分討論的）。這是我們在歷史上，必須承擔一部份責任的地方。
（轉載自：江昺崙 2026/6/8 臉書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