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節」是臺灣的受難節
凌宗魁
臺灣人慶祝所謂「光復節」
是世界上所能想到最令人哀傷的情節
進入更加殘酷的殖民統治
還被催眠洗腦脫離殖民
至今已八十年了
節日可以留著
但從臺灣的立場應該改為國難節
今天洋流到基隆
前輩的冤魂聽到臺灣人努力主導自身命運的願望了嗎？
以下節錄自《被出賣的臺灣》陳榮成譯本〈不受歡迎的外國人看到了什麼？〉
此書應該列為臺灣學生的指定讀物
極權政權仍在
書中描述仍是這世界應該被孩子們認識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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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一日，我由一位極可靠的臺灣人士得知，當處理委員會於前一週繁忙之際，為數不少的年輕人斷言與陳儀商議毫無希望，並開始發展地下組織。當軍隊登陸時，這些年輕人有比較充分的逃脫準備，而較為保守的老年領袖則被捕，遭受酷刑，並在市區附近被殺害，較為堅決的反抗集團的領袖們則設法藏匿，最後逃至香港、上海或日本等他們能發展連繫的地方。
在陳儀黑名單上，列於處理委員會之後的是青年組織人員——忠義服務隊，這些都是教員和學生，他們曾於三月一日當大陸人背棄職守後，自動接管警察任務。
政府根據服務隊的登記名單，展開了一項有系統的查尋，如果沒法立刻找到某一個學生，則他的一個家屬或同學得被押為人質或被用以替死。命令規定所有武器必須於限期內繳出，然而却又同時嚴令任何人不得携帶武器在街上行走。那麼，在這種矛盾的命令之下，一個老老實實的年輕人如何服從呢？如果挨戶搜查找到了武器，全家都會遭殃，而擔當責任的年輕人必然被射殺。但是，假如他被發現拿著服務隊發給的武器走到街上去繳納，他一定還是會被清算掉。
在臺北街上濫行射殺三天後，政府軍隊接著開始向市郊和鄉間推進。架在卡車上的機槍隊沿著公路行駛一二十英哩，向鄉村街道濫行掃射以求瓦解任何可能存在的抵抗勢力，並做挨戶搜查工作的準備。搜捕人犯的行動並擴展至臺北後山。
到三月十七日，恐怖和報復的型態很明顯地表露無遺，首先要摧毀的是廣為人知的政府批評者，然後依次是處理委員和他們的主要助手，所有參與暫時警衛的臺北青年、中學生、中學敎員、律師、經濟鉅子和地方豪族的成員，最後則是在過去一年半中，冒犯了大陸人，使他們丟臉的人。據三月十六日報導:任何能操流利英語的人或會與外僑有密切連繫的人都被捕接受「審査」。
許多在臺北的大陸人對於這種殘忍的行動當然非常驚駭，但是很少人引以為奇。一個非常激動的要人告訴我，他曾目睹日本人在一九三七年所做惡名狼狽的「南京大屠殺」，但是，此尤勝於彼，因為南京大屠殺乃是一個戰爭的產物，是戰爭下激怒的迸發，而這却是一個由國民黨政府加諸於自己人民的冷酷報復。
國民黨政府想要世界忘掉「三月屠殺」。從那時候起，國民黨的主要官員就不斷地在洗刷這件事，但他們却忘掉了島上各地都有外籍證人。
陳儀對學生實施報復工作，是他以前在福建模式的重演，他會在那裡幹了類似的野蠻惡行。大陸人通常畏懼與日本人或受日本訓練的勢力發生衝突。在臺灣的學生團體中，國民黨人所面對的不僅是將成為社會領導者的熱血青年（如同過去的福建學生），而且是實際受過日本多年編練的龐大學生團體，這等於是雙重威脅。並且，陳儀這一班軍事頭目，過去在本質上會反對知識分子，現在仍然如此，這愚昧的軍閥不信任聰明的知識分子。
我們看到學生被綁在一起，被趕到刑場，這些刑場，通常是臺北附近的河堤和壕溝，或是基隆港邊。有個外國人在臺北東區的路旁計數到三十多具身穿學生制服的年輕屍體，他們的耳鼻被切除，還有很多被閹割，有兩個學生在靠近我前門的地方被砍頭，一些屍體橫在馬偕醫院附近的路旁沒人認領。
假如持有學生名單的搜捕者到家裡找不到所要的人，那麼他的一個家人，可能是父親、祖父或是兄弟就要被捉走，家家都被嚇得不敢找尋失踪的家人，有些人則愴惶得不知道去那裡尋找屍體。
據報導稱，在三月九日晚上，有五十名學生在松山被殺，三十名被殺於北投。三月十三日，我收到可靠的報告，說是過去五天之中，有七百名以上的學生在臺北被捕。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會計官員（一位勇敢的紐西蘭女子，Louise Tonsett 小姐）曾訪問了臺北、基隆和淡水，隨後她在救濟總署的駐在地北投報告情勢：
「我一直到星期二才抵達臺北……曾去辦公廳，然後去馬偕醫院……無論走到那裡，我都聽到許多有關掠奪物品、槍擊、謀殺和強姦的事實，並且，卡車滿載全副武裝的士兵架設著機關槍巡邏市區。後來，我們判斷可能必須離開本島，我被召去見英國領事（在淡水的George Tingle），得知我們可把笨重的行李寄存在那裡。Jim Woodruff 開車送我下來……
同一天晚上，北投似乎受到襲擊，猛烈的射擊持續了卅分鐘，然後中國士兵向道路、樹叢四出搜索，曾經過救濟總署招待所。大量的臺灣人往山上搬移，有幾回我散步時看到很多人 住在山洞裡。有一個人對我解釋說，士兵射殺了他父親，所以他不得不把家搬到遠離市區的安全地方。顯然地，士兵捉到了 一些難民，因為時常可以聽到一陣陣的槍聲，尤其是在夜間，槍聲更清澈可聞。
那個週末，我去基隆……看到許多建築物被損毀。有些臺灣人告訴我有關大屠殺、掠奪的事情，我親眼也看到了中國警察拖著兩具遭槍殺的屍體，附近的台灣人告訴我說，過去一星期裡，已有許多屍體從這港口運走。」
一連好幾天，大量屍體被冲進基隆港，碼頭和窄灘被選中作為刑場。愚昧的國民黨士兵顯然在期待潮水能把屍體冲走，但是那些屍首只在漲潮時在環抱的港口漂盪。外僑們看到受難的家族駕駛著小船在海港內搜尋屍體，尋認他們失去的孩子和兄弟。在基隆一地，有關在過去數日裡被殺人數的估計，多少不一，最低的估計數目是三百，沒有理由不懷疑這是最低數字。
有一回，救濟總署的 Hirschy 醫師開車進入臺北，看到一個受傷的人躺在路上求救，雖然有規定車子不准在進城的途中停留，他和他的助手還是試試看，一個中國警察和他的手下站在近旁，Hirschy 醫師請求准許帶那人去醫院，警察拒絕了，但是為了面子問題，該警察答應立刻把那人送去醫院。然而經過六小時後，當這醫生回程路過原地時，那個臺灣人還躺在那裡，已經死了。
三月十日，救濟總署的代理署長，法國人克里蒙先生（Paul Clement）去臺北的國民黨陸軍總部交涉公事，在廣場裡面他看到十五個衣飾良好的臺灣人，個個都被綑起來，跪在那裡引頸待戮。在南臺灣，紐西蘭的謝克登先生（Allen Shackleton）去高雄警備司令部想要調停最殘暴的報復行動，彭孟緝是當時的警備司令。在司令部裡謝克登認出一個臺灣朋友，是一個仁慈的領袖，會費盡心力想防止當地臺灣人和大陸人發生衝突，現在却被當做叛徒拘押，當然他的罪名是高雄地區的領袖，頗具影響力。謝克登和他的翻譯員看到這位領袖被殘酷地綑綁，又被銳利的鐵絲扭住脖子，他的頭挺成很難受的角度，當他想動彈時，衛兵用刺刀削入他的身體，顯然他已劫數難逃。
在高雄，國民黨為消除直言無諱的批評者而做的暴行，甚至比臺北的集體屠殺和酷刑更令人憎惡。彭孟緝將軍須為此負責。其後，蔣主席任命他為中國國民黨陸軍總司令，然而在全臺灣各地，私下他仍被稱為「高雄屠夫」。
三月十日以後的那個星期，我們開始發現報復已是普遍的事實。現在，任何臺灣人在過去十八個月中，若曾致使新來的大陸人失去面子，他們便成了合規則的獵物，只要被冒犯的大陸人能說服士兵、憲兵或警察採取行動，任何懷恨的政府官吏都可採取報復行動。
三月十五日，我從前一個學生的妻子和兩個幼兒來找我，這位朋友曾在一九四六年初因試圖揭發某政府機構的貪污案而開罪於人。在處理委員會他並沒有充當重要角色，因為他知道正受到注意。如今他已被捕又將處死，所以特地遣其妻兒來到美國領事館，他確信在此，他們可獲得保護。他們非被送到別的地方不可。
有一位臺籍檢察官，曾於一九四六年在臺中以謀殺罪起訴一大批警察，這些警察在三月八日獲釋後，即在臺北逮捕這位檢察官，並把他處死。參與審理本案的臺灣法官也被從法院辦公室拖出，據報告，後來他也被殺。那位在一次戲劇化的質詢中，批評臺南市長的著名醫生也被殺害了。
隨著恐怖政策的推進，只要和政府有關聯者，皆遭報復性的謀殺甚至可以不必引用上述的藉口。那位在一九四五年底為日本婦產科醫生 Mukai 辯護獲勝的臺灣律師如今也被槍決。在基隆，一個臺灣航運公司的會計被拉到辦公廳前的街道上，當著他的同事面前被射殺。罪名是他曾冒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大陸籍經理，他在一九四五年底會嘲笑那個經理不會開汽車。
在高雄地區，國民黨強迫受害人家屬在大街上目睹親人被殘酷地處死。在臺北，夜晚的靜寂則被射擊聲、尖叫聲弄得猙獰恐怖，偶而，也可聽到受害者被士兵驅使過黑暗街道時發出的求饒聲。
其他有些受生命威脅的人，可以用錢買回生命與自由。會有一個臺灣人因揭發公營紡織公司盜用二千萬元公款的案件而被捕，事情發生後，這個人的父親向工礦公司理事鮑國榮說項而獲釋放，因他本人過去曾有恩於鮑國榮。但是，類似這種有利的調停很少。
在臨海的小城淡水鎮，英國領事和他的部屬目睹鎮上陷於恐怖。好幾個人在領事館庭園的附近被處死刑。有一位父親報告說，他在唸中學的兒子被一個遊蕩的巡邏兵殺死，兒子的兩個同伴也受重傷。當這位父親叫他另外一個較年長的兒子去收屍時，這個兒子又被捕，然而，當他付了三千元臺幣給國民黨軍隊之後，他的兒子和那具屍體才被釋放。
在醫院和急救站工作的醫生和護士們都聽到類似這般的數不清的事件，而且擺在他們面前的是血淋淋的證據。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主任醫官事後報導寫道：
「少年們在騎著單車時被槍彈打下來。有一個人在家中讀晚報時，士兵闖入他家，搶去金錢、手錶和一枚戒指，然後又從背後開槍射穿他，第二天早上，當他躺在擔架上被家人送去一家加拿大教會所屬醫院求救時，他的家屬又在醫院門口遭到根擊。有一個人下班後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群士兵，他們叫他舉起雙手，搜查全身，因沒找到錢，他們就用刺刀刺透他的腿，當他倒在街上不能動彈時，這群士兵又命令他站起來，他當然辦不到，於是他們對著他的頭又打一槍才離開，但是他們只打掉了他的一隻耳朵，所以在次日，他仍能在醫院病房裡說出他的親身經歷。陳儀曾在電臺廣播說，一切秩序都已平靜，並要求臺灣人開始恢復營業。第二天早上，六個臺灣人推了一車魚要去市場販賣，中國軍隊却從路旁向他們開火，射死了幾個人，其餘均受傷。
在屏東市，為期甚短的民主政治在進行就職典禮時，曾以留聲機播送美國國歌而被注目。將近四十五位在地方政治擔任各項職務的臺灣人被帶到附近的一個刑場，事後從機場傳來一連串的槍聲。一名臺灣人代表家屬向軍隊指揮官說項，國民黨軍隊却把他捉來，又召來他的妻子兒女，在公共廣場上，讓他們目睹親人被砍頭，以此來警告所有其他人勿管閒事。」
他又報告基隆東南方宜蘭地區的情況。當事件發生時，那裡的中國人市長、政府官員和所有中國人警察以及軍事人員都退到一個山裡去躲避，當這批人不在時，市民領袖們接辦公務，為首的市民領袖是一位外科醫生，當時他是一個由救濟總署所重建的醫院院長，他暫時接管大陸官僚逃走後的社區公民委員會的領導工作。但是當蔣軍進入後，這個中國市長和他的手下從山裡跑出來，一大堆的當地市民立刻被逮捕，那位醫院院長、另一個醫生、五位委員會同事及一百人以上的「普通」的臺灣人全都被處死。
到最後，人們認為美國一定會在南京或本島出面干涉來制止委員長的報復。許多救濟總署的職員聲稱這種堅定的願望是人們處在絕望之境無形中產生的。我永遠忘不了四位服飾良好的年輕人眼中所流露的無言申訴，這四人會在三月十三日中午經過我們掛著帶保護色彩的美國國旗的門口，他們的手臂被反綁著，脖子被銳利的鐵絲網住，四人被繩子連綁在一起，如此被驅向附近基隆河河堤上的刑場。衣衫褸的中國兵以刺刀頂著他們前行，當他們看到我吉普車上所掛的美國國旗時，向我致了一個他所能想像的最漂亮的禮。最簡單的說，這就是出賣：臺灣人向我們求援，我們却以武裝和金錢捐助國民黨份子，並且，假如國民黨人能夠的話，他們確定再也沒有任何對美國和「民主政治」求援的理由了。
（轉載自：凌宗魁 2026/10/26 臉書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