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中央公園的「洋流」

紐約中央公園的「洋流」

李濠仲

美東時間14日傍晚,紐約中央公園聚集了近百個台灣人,一起合辦了場「洋流野餐趴」,彼此隔著一片大海,遠端支持沈伯洋。就「人數」言,它當然遠不及沈伯洋歷次的台北車掃陣仗,但若以「地點」論,洋流流動確實超乎預期,直至遠在紐約的台灣人都有成為「PUMA粉」。

「海外公民」關心「母國」政治,並不是台灣的專利,尤其網路技術興起,大幅拉近了世界的距離,所謂「海外公民權」的行使,也愈加成為部分國內的政治現實表現,但台灣的特殊性,似乎又更強化了海外公民和自己家鄉的連結感,並在每次的政治(選舉)動員展示了其中的積極性。

又不可否認,今天紐約(海外)台灣人關心台灣選舉,時間軸上或可回溯到當年海外黑名單的時期。戒嚴年代,一度限制了台灣公民的居住和行動自由,並以此去控制他們的言論(散布)和行動(串聯),至於居住在海外的台灣人(如1960到80年代赴美留學者),突然發現在那裡竟然可以有說「我是台灣人」的自由,只是,如果被指控發表了批評政府(國民黨)的言論,甚或參與反對派的政治活動,乃至僅僅是閱讀「異議刊物」,就可能被列入黑名單,從此回不了台灣的家。在回不了家的情況下,他們才轉而透過捐款、國外政界遊說,試圖衝破黑名單下的種種民主藩籬,所謂「海外台灣人」,便成了當時號稱民主國家,卻少數能夠公開自由發聲的一個群體。到今天,很多曾為紐約的黑名單人物,雖然都已垂垂老矣,各個仍是一段歷史活見證。

這些老一輩黑名單人物,自有其大半生未盡的使命;不過,今天紐約中央公園的「洋流支持者」,倒有不少是來自台灣各地的年輕一代面孔。儘管遠在千里之外,且稱不上台灣有意義的主流選民族群,但從他們身上,卻也反映了很多台灣人今天無論到哪,縱然面對新的城市、新的語言、新的生活節奏,他們和家鄉的連結,依然相當深刻。

如果說老一輩黑名單台灣人,當時是抱著「我今天離開,是為了明天回來」的意念行動,今天那群為了洋流聚集在中央公園的年輕旅外紐約客,想到的又是什麼?

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即使是自由人,也未必就會輕忽民主之下的道德權利,而當他們關心著台灣政治(選舉),思考的可能不只是權利,或是同時還帶著相當程度的「道德感」。「洋流野餐趴」從其表面,看似海外特定政治立場者之間的同溫層取暖,但就另一層面觀之,他們在已然無「義務」之下,這段時間,仍舊會經由認識一名台灣候選人的政策製定過程,及其所涉及的權衡取捨,進而表現出今天所為的公民參與行為。再帶入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台灣民主現狀,從來都不是穩固到沒有被破壞的可能,內部民主素養的維繫和提升是一回事,外力(中國)長年的多方侵蝕(軍事威脅、經濟利誘),要保持台灣民主韌性,降低民主推行的障礙,則就算是海外的聲音,當然也不會是無關緊要。行動就是一種存在,那些選在紐約中央公園發聲,縱然標誌著特定政治色彩,它不也呈現了台灣公民在民主演進中的某種「主人翁意識」。

過去,不乏老一輩台灣海外民主運動人士喟嘆同代的凋零,以及新生代培養不易,但從另一方面看,陸續從台灣前往國外求學、工作、定居的台灣人,卻也相繼發展出不同的行事風格,延續台灣自為民主陣營重要一份子的訊息,以前支援台灣民主(選舉)的行動內容也許著重嚴肅的會議、盛大的餐會,及至高遊說性強烈的動員,而今,「中央公園野餐趴」,敘述的正是台灣歷經轉型後的民主生活化,倘若對照從中國本地逃出,迄今仍在紐約呼籲「結束獨裁」、「實踐民主」、「爭取自決」、「結束一黨專政」的藏人、維吾爾人、香港人抗議活動,紐約「台灣洋流」的歡樂性,更是別具意義。

曾有學者利用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SSP)收集的數據,對28個國家進行跨國分析,結論發現,民主與幸福之間始終存在「顯著的正相關」,14日紐約中央公園「洋流野餐趴」的一張照片,應可為例證。

(轉載自:李濠仲 2026/11/17 臉書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