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凌，不只來自於教練：師大體操隊事件的延伸思考
陳幼馨
之前發出關於台師大體操隊霸凌事件的一些想法後（編按：請見〈當威權披上訓練之名：揭開苦練迷思下的體育霸凌〉），有網友很熱心地轉寄另一位體操隊家長的發文給我。那位家長希望大家幫忙擴散澄清：教練打運動員巴掌的錄音其實是因為一位運動員打其他運動員，教練在訓斥那位打人的運動員。
那則貼文其實在我寫前一篇文章之前就已經看過，我也相信那位家長沒有說謊，他所說的確實是他所接收到的事實，但這完全不影響我前一篇文章中想要分享的想法。若有人願意協助擴散那位家長的貼文當然也歡迎，但如果擴散那篇貼文的目的是幫師大體操隊開脫霸凌指控，造成的恐怕會是反效果。
- 一個「澄清」，反而揭露了更多問題
人本在舉證上或許有細節的偏差，但這些細節的偏差並不影響台師大體操隊中存在著嚴重體罰與霸凌。我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教練要求運動員跪姿回話、長時間邊橋撐邊大聲道歉，這些已經是明顯的霸凌。就算家長可以證明教練打小孩巴掌這件事是誤會，也不能推翻教練霸凌運動員是存在的事實。
這位家長的貼文，反倒是反映出師大體操隊內除了教練霸凌運動員，運動員也會霸凌運動員。也就是說，實際情況比人本目前所指出的還糟糕。但「運動員霸凌運動員」和「教練霸凌運動員」這兩件事實並不互相衝突，本來就可以同時存在，前者應該被糾正，不表示就能淡化後者的過失。
一個標榜紀律的體操隊，卻一再發生隊內霸凌，恰恰反向證明了「紀律」在台師大體操隊很可能只限定於強制運動員服從教練的威權，而非真正的自律與尊重。
體操訓練和虐待之間，有時確實存在一些微妙的灰色地帶，像是過度壓柔軟度、過度操練。但台師大體操隊教練的行為不存在這種模糊空間，因為霸凌的行為跟訓練完全無關。教練如果第一時間能有誠意地道歉、溝通，事件本不會演變成這麼讓人反感，但翁教練卻偏偏開記者會嚴正聲明「絕無霸凌」，反而突顯出他對「霸凌」的認知有多欠缺、敏感度有多低落。
過往美國與英國都曾有國家體操隊隊員出面指控訓練過程中遭遇凌虐，包括強迫帶傷訓練、未完成目標而被鎖入更衣間櫥櫃、訓練中被棍棒擊打等等。這些指控，放到台灣的各體育校隊中，長年以來可能都被視為「正常」現象。我以前雖然不是體育班的學生，但小學時曾親眼目睹球隊教練對小球員施以比這嚴重得多的體罰，那是連旁觀都讓人觸目驚心的經驗。
如果我們繼續抱持「不合理的磨練才能使運動員內心強大」這種迷思，也難怪這麼多年過去，台灣體育進步的步伐依然緩慢。
對運動員身心健康不夠重視不是台灣獨有的問題。美國體操協會曾爆發惡名昭著的醜聞：國家隊隊醫以專業治療為名，長達二十餘年對未成年女子運動員進行不同程度的性侵。這樁醜聞在美國社會引發深刻反省：檢討過去將競賽成績置於運動員權益之上、缺乏保護兒童機制的文化，對運動員身心健康所造成的損害。
這股反省的力量在2021年東京奧運中得到呈現：體操名將 Simone Biles 因心理健康因素臨時退出團體及多項單項決賽，美國輿論雖然驚訝，卻普遍給予理解與支持。Biles 本人也是隊醫性侵案的受害者之一，她擁有絕頂天賦，是女子競技體操史上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但在身體沒有傷病的情況下，卻仍因心理健康而暫時喪失競技能力，這說明了創傷經驗非但不能使運動員內心更強大，反而會在巨大壓力下成為壓垮他們的不可承受之重。
- 美國怎麼處理「隊友霸凌」？
既然提到了「運隊員霸凌運動員」的問題，不妨來看看美國體操隊如何處理類似情形。美國體操當然並非完美，但作為「他山之石」，還是有很多做法值得台灣參考。
美國基層體操非常興盛，在數以千計的專業競賽隊中，幾乎所有體操隊在隊員加入前，都會要求簽署一份同意書，明確規定訓練過程中所必須遵守的規則，其中就包括「霸凌隊友零容忍」的條款。
因為女子競技體操運動員通常都從非常年幼開始訓練，學齡前或低年級的小運動員未必能完全理解「霸凌」的意思，訓練時難免會出現一些衝突，像是：排隊上器械時插隊不讓隊友練習、隊友表現不佳時言語嘲笑等等。家長注意到向教練反應後，教練在口頭告誡外，通常也會把有衝突的小朋友們分在不同組練習，盡量避免雙方接觸。如果霸凌行為可能影響到安全，教練可以請體操館行政前台通知家長，把霸凌隊友的小孩接走，當天直接停練。而且，只要發生第二次類似情形，直接開除退隊。開除的隊員通常不太可能再回原隊訓練，要去其他隊訓練，也一樣要在加入前簽署同意書，不遵守規定一樣可能再被開除。
中高年級以上的運動員如果霸凌隊友，那教練的態度會嚴肅得多。第一次警告、第二次開除。
但教練警告運動員，花費的時間通常不會超過兩分鐘，明確重申再犯就開除，不會有太多個人的情緒。像台師大麥劉教練那樣對著學生挑釁：「打啊，來啊，你打我啊！」還作勢打小孩巴掌，只是其他家長宣稱沒有打到。這樣的情形在美國有紀律的體操隊中幾乎不可能發生，因為訓練極度重視效率，分秒必爭，教練處理一個明確的隊友霸凌事件，卻處理到自己情緒失控、還浪費寶貴的訓練時間，本身就會被視為失職。
也許有人會問，交了學費卻不能訓練，家長不會去找教練抗議嗎？
在美國，體操館都設有開放的「家長觀察區」，可以清楚看到訓練區的情況，但觀察區跟訓練區之間一定有明確的空間區隔。課程進行中，家長嚴禁與教練交談，也嚴禁踏入訓練區。教練的私人聯絡方式也不一定會提供給家長，很多時候必須透過行政人員中介溝通。就算教練提供私人電話，授課時間之外，也沒有義務隨時回覆家長。
這種空間、時間界線的分明，在美國幾乎是與人相處最基本的尊重。
- 不只是台師大的問題，也是整個台灣體育界該面對的課題
師大體操隊的霸凌事件或許終將落幕，但它不應該只是一則新聞週期中快速被遺忘的爭議。這件事真正的價值，在於它又一次揭露了台灣體育訓練體系長久以來積累的問題：威權式的服從文化、缺乏保護運動員的明確機制、家長與教練之間界線模糊的權力關係，以及「以苦難換取獎牌」的迷思。
運動員的身心健康，不是競技成績的對立面，而是持續進步的根基。有了安全、健康的訓練環境，我們的運動員才能一代代茁壯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