診斷憲政危機需基於周延的事實與法律上的歸責原則
徐偉群
對於黃丞儀研究員在報導者發表的《台灣民主的潘朵拉盒子──憲法法庭面臨的正當性危機》一文，我想提出二點評論意見：
（一）這篇文章省略了二個重要的環節，就是：（1）憲訴法修法對憲政體制的意義；（2）憲法的最高性對憲訴法修法的意義。省略這兩個因素，固然可以讓作者順利的聚焦在5個大法官對3個大法官的爭議，但也正因爲省略這兩個環節，所以，對問題的診斷就有欠周延。
（二）刑法中「正當防衛」的規則，不僅提供了法律上的「歸責（問責）原則」，也提供了一種事理。
當我們要對防衛行為進行評價時，不能跳過對先前攻擊行爲的評價。而且，在因為先有攻擊而有防禦行為的情形，首先要被歸責的是攻擊行為，而不是防衛行為。否則，會形成優惠攻擊行為的法秩序。
反過來說，對防衛行爲的要求，不能和對攻擊行為的要求畫等號，否則也是讓攻擊行爲享優惠。因為攻擊方本來就不顧分寸，嚴格要求防衛行爲也就形同是鼓勵先攻擊再說的法秩序。
雖然在法律上，「正當防衛」的規則不能原封不動的適用在憲政攻擊和憲政防衛的事件中，但是，其中的歸責原則仍然不能棄守（因為會導致價值秩序的混淆）。
各打50大板的評論方式，其實也沒有顧及，甚至湮沒了上述這個不只適用於刑法的歸責原則。從這個角度來說，也是有欠周延的法律評論。
（轉載自：徐偉群 2025/12/31 臉書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