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生獄中家書》導讀（下）
周婉窈
（三）神的信仰、「正夢」，以及神諭般的夢境
高一生和春芳是基督教徒，這在1950年代初很罕見。高英輝說，他父親信天主，在日本時代就在高雄領洗了。[1]根據塚本善也的研究，高一生在臺南師範學校時期就親近聖經和聖歌，而春子也是年輕時就熱心讀聖經；他認為原本應該互相認識的兩人，透過基督教更加密切。[2]從信中看得出高一生非常虔誠，從第三封信（1952年9月28日）起，祈禱、向神祈禱、相信神，幾乎是每封信必寫的。在日文信中，高一生用「神樣」，後來必須寫中文，就用「上帝」（信件五十、五十一），在譯文中我們將「神樣」譯為「神」，這點尚請注意。
信仰是高一生的日常，他在信中提到星期日蒙基督教獄友代為禱告，他小聲唱讚美詩的同時向神祈禱（信件十一）；該年年底收到菊花寄來的聖誕卡片，難友們經常借去看（信件十三、十四）；高一生在獄中度過唯一的新曆年元旦，他和獄友一起禱告（信件十五）。他和春芳的小房間有耶穌基督的「寫真」（圖像），他叮嚀春芳要經常保持乾淨，並且每晚要祈禱（信件二十二）。關於高一生對神（上帝）的信仰和倚靠，讀者一路讀來自可體會。
在這裡特別要提的是，可能由於非常想念妻子和兒女，但身在牢籠，什麼都無法做，高一生顯示了神秘主義的傾向。我們前面提過，他靠夢和妻子「相會」，後來他開始發展出「正夢」的觀念。他給「正夢」的註解是「會成真的夢」（信件十八）。透過「正夢」，他「預知」家裡發生不好的事情，也認為他做的某些夢是「正夢」，家裡一定發生了什麼變故了，如春芳被騷擾、英洋被欺負、澄美在嘉義的事（信件十八、三十三）。當然「正夢」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他也夢見春芳帶他回家，認為那一定是正夢（信件二十）。關於菊花懷孕生子的事，他透過「正夢法」早就知道（信件五十五）。對高一生來說，「夢」本身應該時而帶來焦慮，時而帶來希望吧？
被捕入獄對高一生來說，是絕大的衝擊，獄中的他好像也靠夢和一些預示來理解它的發生。例如，他被捕的前一個晚上（1952年9月9日）做了一個惡夢──從火車上跌下來死亡，但他沒有和春芳說（信件九）。他回憶百忙中能和春芳一起外出旅遊，而春芳的姐姐在鐵線橋噙淚送別，都是某種預示（信件十四）。
高一生的夢其實連結著「魂」的觀念。他認為兩人的「魂」與「魂」可以互相扶助，每天晚上他常和春芳的「魂」交談，而這個「魂」可以超越時空到家裡看顧妻子，可聽到大家唱歌給他聽，他也受到春芳的魂保守；所以當他在最後的訣別信中寫道：「在田間、在山中，我的魂魄時時刻刻陪伴著。」那真的就是很一致的思維和心境了。[3]補充說明：由於中文的「魂」比較指死後的靈魂，我們將日文的「魂」（だましい）譯為「魂魄」，表示生人主宰其身心之精神性存在的東西；這點也請讀者留意。
在高一生的夢中，有些情景讓人感覺具有神諭般的質素。我們先看信件十三（1952年12月21日）一則「火把」的夢：
五、六日前做的夢，我喝醉睡了，好像在鐵線橋旁邊的路，妳手持火把一面照明一面看守著我。妳雖想搖醒我，但我久久搖不醒，妳寂寞之餘終於哭出來。妳的眼淚滴落我臉上，我一吃驚就醒來。妳說孩子們在家等候很久了，趕快回家吧，就拉著我的手正要回家的途中，真的醒來了。
醒來後，他寫了一首歌《山上的故鄉》。可惜此歌不存。
火把在電燈還沒普遍的時代，是夜間照明工具，[4]高一生在信中有提到實際的情況（信件十二、十四），但後來他又夢見火把，這一次加上手杖，簡直像某古代文明的神諭故事（信件二十，1953年2月8日）：
再說，二月二日（妳的生日）的夜晚，我做了夢，夢見妳帶著亮閃閃的手杖和火把向我說道：「來吧，現在憑靠這個手杖慢慢回家去吧。」〔妳以〕銀樣的手杖和點亮的火把，帶著我回家。我想這一定是正夢。相信你們真摯的心已經通達神那裡。
但願在歷史的黯黑中，高一生在春芳點亮的火把的照明下，憑靠著銀樣的手杖走向我們。
（四）讀書與研究精神、文學心靈，以及對人間美的感受
高一生喜歡讀書，在監獄中讀書是日常性的，家裡也給他寄送雜誌和書。[5]他也很有研究精神，在看守所常找些事情來研究，研究對象以山林種植和家庭生活改善為主，前者如造林、牧場、果樹園、葡萄園等，後者如米糠味噌醃製、食物的醃製和曬乾、各種料理法等；[6]他相信「任何小小的研究或計畫，總會對家庭有好處，所以每天熱心研究，回到山上之後想要馬上實行」（信件十二）。信神的他也研究聖經（信件二十九）。
書對高一生而言，不只是知識，有時還會觸動心靈。有一次菊花送來日文版《讀者文摘》，他讀後深受感動，告訴春芳（信件十五）：
菊花寄給我的《讀者文摘》是非常優良的雜誌。幸虧有《讀者文摘》，讓我的心不知獲得了多少的救贖。而且好像變了一個人一樣，變成一個好丈夫、一個好父親，恰如回到在臺南的學校那個時期的心境。將來終於能見面時，你們一定會感受到這個改變。暫時快喪失的我的魂魄，想是經過這次苦難重新飛回我的心胸吧。其一也是《讀者文摘》是心靈的食糧所致。
書作為「心靈的食糧」（心の糧）能讓人獲得精神的救贖，這種閱讀經驗，就留給有興趣的讀者去體會和探究了。
人世間的美，即使只是一草一木，常帶給高一生很深的感動。在寫回家的第三封信，他就提到散步時觀賞草花和草坪。他對於季節的變化很敏感，信件六寫於1952年11月4日，他告訴春芳這裡的菊花已經開始開了，看到這就想念起家裡的菊花。到了第二年1月5日（信件十五），他在信中說這裡庭院的菊花只剩一半，但石竹花正美麗地開著。他每次散步時就會收集珍奇的花的種子，雖然不知道花名，但花很漂亮，所以就把種子採集起來，想帶回山上種植。他說，小小粉紅色的花，會開得很繁盛。他想起這時候家裡那邊應該是李花、桃花、梅花盛開的時候，「如果這裡也有這些花，散步時候該如何深深撫慰我吧。」對小花小草的珍愛，讓我們想起高一生的歌曲《長春花》，在最普通的花草中體認人間的美和愛。
不只是草木，高一生對於物品的美也很有感受。菊花曾寄罐裝海苔給他，高一生說那個罐子非常好看，把它當作收藏藥品的罐子（信件十三）。也就是捨不得丟棄的意思。
高一生和家人的互動是雙向的，有相當感人的地方。或許知道高一生深愛人間的美，貴美寄楓葉、春芳寄花瓣給他。他收到貴美寄來的兩片楓葉，非常高興，放在口袋裡時常拿出來看，看的時候會想起山上的事（信件十四、十五）。春芳寄來兩朵花，他也時常拿出來觀賞，當作春芳就在這裡一樣（信件二十一）。他說：「綻開在達邦的這兩朵花也令人非常懷念，能夠感覺彷彿妳也跟在這花朵後面過來一樣。」（信件二十）如果這是「承平」時代，我們會說：啊，多美、多浪漫！但這不是。不管怎樣，這兩片楓葉、兩朵花，帶給高一生的愛和慰藉是非常真實的。
熱愛音樂的高一生，住在他所稱的「優待房」，在二樓，有難友同住。在那裡，每天定時播放音樂（上、下午和晚上），給他帶來非常大的安慰。一聽到他喜歡的孟德爾頌的音樂，感動得要流眼淚了。[7]他在獄中創作了至少八首的歌曲，包括《杜鵑山》和《春之佐保姬》，可惜其中六首不存，為一篇詩歌譜的曲也不存。[8]關於音樂創作，應該比較為人所知，在此就省略不多說。
以上我們列舉了高一生獄中家書的內容要義，兼及信中所見高一生。不過，請讀者一定要記住：高一生是在牢籠中，很多具體的事情不能寫，請不要誤會散步、看書、聽音樂、做研究，就是一切，好像是很愜意的生活。
在牢籠中，神和家人是他唯有的依靠（信件六）。他告訴春芳：「我們只要有信件往來，就好像住在一起一樣。」（信件九）每次接到家書都很高興，若是同時收到多封，還會「節省」著讀（信件十六）。但他曾經有六十三天收不到春芳的信（信件四十），那種煎熬是很難想像的。
高一生一直相信他可以回去，幾乎每封信不是寫「等我回去以後」要如何如何，就是交代「在我回去之前」不要做這做那。他甚至要菊花幫他帶來一件近黑色的衣服，打算能夠回去的時候穿（信件十五），之後也收到了那件衣服，附有背心（信件二十）。他相信一定可以回去，一直到倒數第二封信都還說若干問題「我回家以後解決最好」。但是，他終究等不到那麼一天。
在第一封信，也就是高一生寫於被捕後的第五天，他說「政府有一天會理解我的苦衷更能知道我的潔白。……有一天我無疵的身神定會回到你们的懷怉【抱】裡」，到了信件四十七，他說：「雖然還沒判決，但我是絕對清白的。」我們是否可以諦聽到他那盡量壓抑的忐忑和冤屈呢？
高一生相信夢是預示，我們是否在他的文字中也看到某種預示呢？手錶在當時是非常貴重的物品，高一生被捕後，不能掛手錶，他擔心生鏽不能用，希望菊花來看他時能帶回去給春芳（信件二十七），但菊花久久無法成行。後來，貴美和澄美來看他（無法真的面會），他將手錶等物交給她們帶回去，他告訴春芳：「手錶當作我苦難的紀念品，請妳愛惜地使用。傘已經破了。」（信件四十八；傘應即信件四提到的黑色大傘）手錶是「私の苦難の形見として」，而傘已破。讓人想到《杜鵑山》歌曲的最後一句「烏鴉向著老巢歸去了吧！」，預示著黑暗的來臨，也就是死亡。
最後的一封信，咸認為是訣別信。他希望在縫紉機被沒收前能穿著春芳縫製的衣物，他還要一條白色包袱巾，四尺見方，也就是長寬大約一百二十一、二公分。現在的年輕人大概不清楚什麼是包袱巾。包袱巾是日本時代到1950、60年代，甚至更晚，臺灣人出門提物用來包裹物品的，這是日本人帶來的習慣。現在各式各樣的提袋多到還要整理成捆回收，可能很難想像物質匱乏的時代包袱巾一巾萬用的好處。貴一點的包袱巾印有美麗的圖案，在窮困家庭還可能是家中少數具有美學品味的用品。我們從高一生的信中，也可看出家裡給他送包裹也是用包袱巾包起來的，在他希望送來的物品中也有包袱巾（信件五、十、二十）。那麼，他最後希望春芳寄來包袱巾，要做什麼呢？是否要將家裡寄來的信、照片，以及他的筆記、日誌等收拾好呢？但他也應該知道，一個人被處極刑，家裡寄來的東西就會被當垃圾清掉。最珍貴的物品、愛的印記被當垃圾清掉……
1954年4月17日的下午，似乎是個陰天，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林瑞昌、高澤照在安坑刑場一起被處極刑。他們都被詢問遺言，高一生留下這句：「妻子不要再嫁，須管教小孩，請政府沒收財產時不要為難家属。」（標點為筆者所加）[9]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祈求最摯愛的家人不會離散，還能存活下去。
如果你看過高一生被處決前的照片，你是否感覺他臉上有一抹憂思？如果你仔細讀了這五十六封信，那麼，那一抹憂思是否變得無比沉重而且永恆？
五、參與貢獻者，以及編者的未竟之務
由於特殊的因緣，我受國家人權博物館陳俊宏館長囑託，負責編輯高一生獄中家書，由於牽涉面向很廣，花費非常多的時間和人力。在這過程中，很多人參與並惠予協助，才有可能以現在的面目呈現給世人。
關於高一生日文信的中文翻譯，在此必須特別說明。首先，這批信由高英傑老師翻譯成中文，懷著對父親的孺慕之情，並帶入對具體人事物的了解，奠定了珍貴且無可取代的基礎。其後，譯文由蔡焜霖前輩看過二遍，蔡前輩屬於戰後最後一個日文世代，對高一生的日文有格外親切的體會和掌握，這是吾輩的幸運。由於這本家書集將以原信掃描檔、錄文、譯文的方式呈現，因此譯文有必要力求精確。翻譯本來就很難，一個句子可能有好幾種譯法，要如何選擇本身就是問題。本書的翻譯原則是：力求趨近原義，盡量不更動語順，用詞維持原來的素樸感（避免用中文的成語或套詞）。我相信越是接近原文，越有力量，當然這純粹是個人的想法。由於我個人的日文程度無法做到上述的標準，幸蒙致理科技大學津田勤子教授鼎力相助，非常感激。日文的「使役」狀態，中文很難翻譯，偏偏高一生的書信用很多，我們盡量帶入中譯中。翻譯真的很難，在時間那麼緊迫之下，我們集四人之力，希望高一生的書信能帶給中文讀者日文原有的感動力。
信件十六，如前所述，由塚本善也教授提供，他和學生合力將該信譯成中本，非常感謝！在此要特別提塚本教授參與的「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會」。[10]該會成立於2005年7月5日，以籌辦「高一生（矢多一生）生誕100周年國際紀念研討會」為目標，研討會於2008年4月18-19日在日本天理市天理大學舉辦。[11]該會發行《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共十期（2005至2008年），奠定了高一生研究的堅實基礎，今天我們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
國家人權博物館陳俊宏館長、陳中禹主任，何慕凡小姐、郭奕進先生、林靜雯助理研究員，協助校對的黃妙善小姐，以及臺大博士生許妝莊小姐，在各個方面做出不可或缺的貢獻；杜銘哲先生提供珍貴資訊，張永利教授、莊作合先生協助確認鄒語拼音；中央社彭欣怡組長、魏鈺紋小姐、羅翠宜小姐執行出版計畫，竭盡心力，在此一併誌謝。
作為編者，在時間壓力下，許多地方無法盡到調閱檔案和考證的責任，不是不願意，而是公家時間不允許；若有選擇，實在很希望譯文部分能再加琢磨，研究也能深入些。
在此交代一件事。信件六有「poatuyafneni to counaaʼo」（請族人解救我得以釋放）的日文片假名，顯係高一生在信中暗藏求救語。不過，這樣的句子之後不再出現，是否了解到族人無法救他？信件十六開始出現一個小地名「usanaao」（烏沙那阿歐），高英傑老師認為這也是求救暗語──「來救我」（另有三處小地名，亦是）。對此，編者有些困惑，詳見信件十六註4。「烏沙那阿歐」出現在九封信中，是造林地，時間上跨越高一生在看守所的待遇由好變壞，案情由樂觀轉趨複雜；以書信的內在邏輯來說，若是求救暗語，會產生很多的不一致，且與信文語調和內容相扞格。不過，人事畢竟有時難以用常理判斷，茲記下困惑，期待來日得解。
最後，我們希望讀者在讀這些信時，不止能走過歷史的迷霧，認識到高一生，也認識到那個時代及其眾多的受難者。我們相信他們的魂魄在島嶼的各個地方陪伴著我們。當島嶼天光時，我們要捧著一束花到「國家白色恐怖受難英靈紀念碑」前獻給他們，咦，是誰在唱著：
あーー麗しい
フロクスの花よ
君に捧げる
山山を越えて
（2020年4月3日完稿）
註解：
[1]高英輝訪談紀錄（1993年11月19日），頁173。
[2]塚本善也，〈高一生ノート（IV）──台南師範学校時代：妻春子、ネフスキーと出会い──〉，《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4號（2006年8月31日），頁8。
[3]信件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三、三十五、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七、五十六。
[4]高英傑的第一個部落記憶，就是被背在背上，晃動中望著前面一群鄒族人舉著火炬，行進在特富野大社古道，很像電影鏡頭。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臺北：玉山社，2018），頁26-28。
[5]信件六、十三、十五、十七、二十。
[6]信件三、六、七、八、十、十二、十五、十七、三十八。
[7]信件八、十一、三十五、三十七。
[8]提到歌曲的信有：信件八、九、十、十一、十三、三十八、四十四、四十九。其中不存六首為：信件十三的《山上的故鄉》；信件三十八提到「描寫妳的花園的二首美麗的歌曲已經完成了，但現在無法寄送」；信件四十四提到分別作給春芳《绮麗的山峰》、貴美《高原的花田》、菊花《奇異的泉水》。信件四十九提到為詩歌〈谷間之夜風〉譜曲，亦不存。
[9]國家檔案管理局，檔號A305440000C /0045/276.11/9122.92(A305440000C=0045=276.11=9122.92=virtual012=virtual010=0008)，檔名〈湯守仁等〉；收於國史館、文建會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二），頁958。
[10]該會顧問：高英傑；世話人：內川千裕、下村作次郎、浦忠成；會員：魚住悅子、塚本善也、橋本恭子、馬場美英（高美英）、森田健嗣、中村平。
[11]研討會名稱：「高一生（矢多一生）とその時代の台湾原住民族エリート─高一生生誕100周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20/08/19 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