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生獄中家書》導讀(下)

《高一生獄中家書》導讀(下)

周婉窈

圖三 2020 05 28 高一生獄中家書新書發表會 與談人合影(右至左-塚本善也、周婉窈、高英傑、蔡焜霖、館長陳俊宏)
圖三 2020年5月28日《高一生獄中家書》新書發表會與談人士合影。左起:塚本善也教授、周婉窈教授、高英傑老師、蔡焜霖前輩、陳俊宏館長。(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

(三)神的信仰、「正夢」,以及神諭般的夢境

高一生和春芳是基督教徒,這在1950年代初很罕見。高英輝說,他父親信天主,在日本時代就在高雄領洗了。[1]根據塚本善也的研究,高一生在臺南師範學校時期就親近聖經和聖歌,而春子也是年輕時就熱心讀聖經;他認為原本應該互相認識的兩人,透過基督教更加密切。[2]從信中看得出高一生非常虔誠,從第三封信(1952年9月28日)起,祈禱、向神祈禱、相信神,幾乎是每封信必寫的。在日文信中,高一生用「神樣」,後來必須寫中文,就用「上帝」(信件五十、五十一),在譯文中我們將「神樣」譯為「神」,這點尚請注意。

信仰是高一生的日常,他在信中提到星期日蒙基督教獄友代為禱告,他小聲唱讚美詩的同時向神祈禱(信件十一);該年年底收到菊花寄來的聖誕卡片,難友們經常借去看(信件十三、十四);高一生在獄中度過唯一的新曆年元旦,他和獄友一起禱告(信件十五)。他和春芳的小房間有耶穌基督的「寫真」(圖像),他叮嚀春芳要經常保持乾淨,並且每晚要祈禱(信件二十二)。關於高一生對神(上帝)的信仰和倚靠,讀者一路讀來自可體會。

在這裡特別要提的是,可能由於非常想念妻子和兒女,但身在牢籠,什麼都無法做,高一生顯示了神秘主義的傾向。我們前面提過,他靠夢和妻子「相會」,後來他開始發展出「正夢」的觀念。他給「正夢」的註解是「會成真的夢」(信件十八)。透過「正夢」,他「預知」家裡發生不好的事情,也認為他做的某些夢是「正夢」,家裡一定發生了什麼變故了,如春芳被騷擾、英洋被欺負、澄美在嘉義的事(信件十八、三十三)。當然「正夢」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他也夢見春芳帶他回家,認為那一定是正夢(信件二十)。關於菊花懷孕生子的事,他透過「正夢法」早就知道(信件五十五)。對高一生來說,「夢」本身應該時而帶來焦慮,時而帶來希望吧?

被捕入獄對高一生來說,是絕大的衝擊,獄中的他好像也靠夢和一些預示來理解它的發生。例如,他被捕的前一個晚上(1952年9月9日)做了一個惡夢──從火車上跌下來死亡,但他沒有和春芳說(信件九)。他回憶百忙中能和春芳一起外出旅遊,而春芳的姐姐在鐵線橋噙淚送別,都是某種預示(信件十四)。

高一生的夢其實連結著「魂」的觀念。他認為兩人的「魂」與「魂」可以互相扶助,每天晚上他常和春芳的「魂」交談,而這個「魂」可以超越時空到家裡看顧妻子,可聽到大家唱歌給他聽,他也受到春芳的魂保守;所以當他在最後的訣別信中寫道:「在田間、在山中,我的魂魄時時刻刻陪伴著。」那真的就是很一致的思維和心境了。[3]補充說明:由於中文的「魂」比較指死後的靈魂,我們將日文的「魂」(だましい)譯為「魂魄」,表示生人主宰其身心之精神性存在的東西;這點也請讀者留意。

在高一生的夢中,有些情景讓人感覺具有神諭般的質素。我們先看信件十三(1952年12月21日)一則「火把」的夢:

五、六日前做的夢,我喝醉睡了,好像在鐵線橋旁邊的路,妳手持火把一面照明一面看守著我。妳雖想搖醒我,但我久久搖不醒,妳寂寞之餘終於哭出來。妳的眼淚滴落我臉上,我一吃驚就醒來。妳說孩子們在家等候很久了,趕快回家吧,就拉著我的手正要回家的途中,真的醒來了。

醒來後,他寫了一首歌《山上的故鄉》。可惜此歌不存。

火把在電燈還沒普遍的時代,是夜間照明工具,[4]高一生在信中有提到實際的情況(信件十二、十四),但後來他又夢見火把,這一次加上手杖,簡直像某古代文明的神諭故事(信件二十,1953年2月8日):

再說,二月二日(妳的生日)的夜晚,我做了夢,夢見妳帶著亮閃閃的手杖和火把向我說道:「來吧,現在憑靠這個手杖慢慢回家去吧。」〔妳以〕銀樣的手杖和點亮的火把,帶著我回家。我想這一定是正夢。相信你們真摯的心已經通達神那裡。

但願在歷史的黯黑中,高一生在春芳點亮的火把的照明下,憑靠著銀樣的手杖走向我們。

(四)讀書與研究精神、文學心靈,以及對人間美的感受

高一生喜歡讀書,在監獄中讀書是日常性的,家裡也給他寄送雜誌和書。[5]他也很有研究精神,在看守所常找些事情來研究,研究對象以山林種植和家庭生活改善為主,前者如造林、牧場、果樹園、葡萄園等,後者如米糠味噌醃製、食物的醃製和曬乾、各種料理法等;[6]他相信「任何小小的研究或計畫,總會對家庭有好處,所以每天熱心研究,回到山上之後想要馬上實行」(信件十二)。信神的他也研究聖經(信件二十九)。

書對高一生而言,不只是知識,有時還會觸動心靈。有一次菊花送來日文版《讀者文摘》,他讀後深受感動,告訴春芳(信件十五):

菊花寄給我的《讀者文摘》是非常優良的雜誌。幸虧有《讀者文摘》,讓我的心不知獲得了多少的救贖。而且好像變了一個人一樣,變成一個好丈夫、一個好父親,恰如回到在臺南的學校那個時期的心境。將來終於能見面時,你們一定會感受到這個改變。暫時快喪失的我的魂魄,想是經過這次苦難重新飛回我的心胸吧。其一也是《讀者文摘》是心靈的食糧所致。

書作為「心靈的食糧」(心の糧)能讓人獲得精神的救贖,這種閱讀經驗,就留給有興趣的讀者去體會和探究了。

人世間的美,即使只是一草一木,常帶給高一生很深的感動。在寫回家的第三封信,他就提到散步時觀賞草花和草坪。他對於季節的變化很敏感,信件六寫於1952年11月4日,他告訴春芳這裡的菊花已經開始開了,看到這就想念起家裡的菊花。到了第二年1月5日(信件十五),他在信中說這裡庭院的菊花只剩一半,但石竹花正美麗地開著。他每次散步時就會收集珍奇的花的種子,雖然不知道花名,但花很漂亮,所以就把種子採集起來,想帶回山上種植。他說,小小粉紅色的花,會開得很繁盛。他想起這時候家裡那邊應該是李花、桃花、梅花盛開的時候,「如果這裡也有這些花,散步時候該如何深深撫慰我吧。」對小花小草的珍愛,讓我們想起高一生的歌曲《長春花》,在最普通的花草中體認人間的美和愛。

不只是草木,高一生對於物品的美也很有感受。菊花曾寄罐裝海苔給他,高一生說那個罐子非常好看,把它當作收藏藥品的罐子(信件十三)。也就是捨不得丟棄的意思。

高一生和家人的互動是雙向的,有相當感人的地方。或許知道高一生深愛人間的美,貴美寄楓葉、春芳寄花瓣給他。他收到貴美寄來的兩片楓葉,非常高興,放在口袋裡時常拿出來看,看的時候會想起山上的事(信件十四、十五)。春芳寄來兩朵花,他也時常拿出來觀賞,當作春芳就在這裡一樣(信件二十一)。他說:「綻開在達邦的這兩朵花也令人非常懷念,能夠感覺彷彿妳也跟在這花朵後面過來一樣。」(信件二十)如果這是「承平」時代,我們會說:啊,多美、多浪漫!但這不是。不管怎樣,這兩片楓葉、兩朵花,帶給高一生的愛和慰藉是非常真實的。

熱愛音樂的高一生,住在他所稱的「優待房」,在二樓,有難友同住。在那裡,每天定時播放音樂(上、下午和晚上),給他帶來非常大的安慰。一聽到他喜歡的孟德爾頌的音樂,感動得要流眼淚了。[7]他在獄中創作了至少八首的歌曲,包括《杜鵑山》和《春之佐保姬》,可惜其中六首不存,為一篇詩歌譜的曲也不存。[8]關於音樂創作,應該比較為人所知,在此就省略不多說。

以上我們列舉了高一生獄中家書的內容要義,兼及信中所見高一生。不過,請讀者一定要記住:高一生是在牢籠中,很多具體的事情不能寫,請不要誤會散步、看書、聽音樂、做研究,就是一切,好像是很愜意的生活。

在牢籠中,神和家人是他唯有的依靠(信件六)。他告訴春芳:「我們只要有信件往來,就好像住在一起一樣。」(信件九)每次接到家書都很高興,若是同時收到多封,還會「節省」著讀(信件十六)。但他曾經有六十三天收不到春芳的信(信件四十),那種煎熬是很難想像的。

高一生一直相信他可以回去,幾乎每封信不是寫「等我回去以後」要如何如何,就是交代「在我回去之前」不要做這做那。他甚至要菊花幫他帶來一件近黑色的衣服,打算能夠回去的時候穿(信件十五),之後也收到了那件衣服,附有背心(信件二十)。他相信一定可以回去,一直到倒數第二封信都還說若干問題「我回家以後解決最好」。但是,他終究等不到那麼一天。

在第一封信,也就是高一生寫於被捕後的第五天,他說「政府有一天會理解我的苦衷更能知道我的潔白。……有一天我無疵的身神定會回到你们的懷怉【抱】裡」,到了信件四十七,他說:「雖然還沒判決,但我是絕對清白的。」我們是否可以諦聽到他那盡量壓抑的忐忑和冤屈呢?

高一生相信夢是預示,我們是否在他的文字中也看到某種預示呢?手錶在當時是非常貴重的物品,高一生被捕後,不能掛手錶,他擔心生鏽不能用,希望菊花來看他時能帶回去給春芳(信件二十七),但菊花久久無法成行。後來,貴美和澄美來看他(無法真的面會),他將手錶等物交給她們帶回去,他告訴春芳:「手錶當作我苦難的紀念品,請妳愛惜地使用。傘已經破了。」(信件四十八;傘應即信件四提到的黑色大傘)手錶是「私の苦難の形見として」,而傘已破。讓人想到《杜鵑山》歌曲的最後一句「烏鴉向著老巢歸去了吧!」,預示著黑暗的來臨,也就是死亡。

最後的一封信,咸認為是訣別信。他希望在縫紉機被沒收前能穿著春芳縫製的衣物,他還要一條白色包袱巾,四尺見方,也就是長寬大約一百二十一、二公分。現在的年輕人大概不清楚什麼是包袱巾。包袱巾是日本時代到1950、60年代,甚至更晚,臺灣人出門提物用來包裹物品的,這是日本人帶來的習慣。現在各式各樣的提袋多到還要整理成捆回收,可能很難想像物質匱乏的時代包袱巾一巾萬用的好處。貴一點的包袱巾印有美麗的圖案,在窮困家庭還可能是家中少數具有美學品味的用品。我們從高一生的信中,也可看出家裡給他送包裹也是用包袱巾包起來的,在他希望送來的物品中也有包袱巾(信件五、十、二十)。那麼,他最後希望春芳寄來包袱巾,要做什麼呢?是否要將家裡寄來的信、照片,以及他的筆記、日誌等收拾好呢?但他也應該知道,一個人被處極刑,家裡寄來的東西就會被當垃圾清掉。最珍貴的物品、愛的印記被當垃圾清掉……

1954年4月17日的下午,似乎是個陰天,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林瑞昌、高澤照在安坑刑場一起被處極刑。他們都被詢問遺言,高一生留下這句:「妻子不要再嫁,須管教小孩,請政府沒收財產時不要為難家属。」(標點為筆者所加)[9]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祈求最摯愛的家人不會離散,還能存活下去。

如果你看過高一生被處決前的照片,你是否感覺他臉上有一抹憂思?如果你仔細讀了這五十六封信,那麼,那一抹憂思是否變得無比沉重而且永恆?

五、參與貢獻者,以及編者的未竟之務

由於特殊的因緣,我受國家人權博物館陳俊宏館長囑託,負責編輯高一生獄中家書,由於牽涉面向很廣,花費非常多的時間和人力。在這過程中,很多人參與並惠予協助,才有可能以現在的面目呈現給世人。

關於高一生日文信的中文翻譯,在此必須特別說明。首先,這批信由高英傑老師翻譯成中文,懷著對父親的孺慕之情,並帶入對具體人事物的了解,奠定了珍貴且無可取代的基礎。其後,譯文由蔡焜霖前輩看過二遍,蔡前輩屬於戰後最後一個日文世代,對高一生的日文有格外親切的體會和掌握,這是吾輩的幸運。由於這本家書集將以原信掃描檔、錄文、譯文的方式呈現,因此譯文有必要力求精確。翻譯本來就很難,一個句子可能有好幾種譯法,要如何選擇本身就是問題。本書的翻譯原則是:力求趨近原義,盡量不更動語順,用詞維持原來的素樸感(避免用中文的成語或套詞)。我相信越是接近原文,越有力量,當然這純粹是個人的想法。由於我個人的日文程度無法做到上述的標準,幸蒙致理科技大學津田勤子教授鼎力相助,非常感激。日文的「使役」狀態,中文很難翻譯,偏偏高一生的書信用很多,我們盡量帶入中譯中。翻譯真的很難,在時間那麼緊迫之下,我們集四人之力,希望高一生的書信能帶給中文讀者日文原有的感動力。

信件十六,如前所述,由塚本善也教授提供,他和學生合力將該信譯成中本,非常感謝!在此要特別提塚本教授參與的「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會」。[10]該會成立於2005年7月5日,以籌辦「高一生(矢多一生)生誕100周年國際紀念研討會」為目標,研討會於2008年4月18-19日在日本天理市天理大學舉辦。[11]該會發行《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共十期(2005至2008年),奠定了高一生研究的堅實基礎,今天我們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

國家人權博物館陳俊宏館長、陳中禹主任,何慕凡小姐、郭奕進先生、林靜雯助理研究員,協助校對的黃妙善小姐,以及臺大博士生許妝莊小姐,在各個方面做出不可或缺的貢獻;杜銘哲先生提供珍貴資訊,張永利教授、莊作合先生協助確認鄒語拼音;中央社彭欣怡組長、魏鈺紋小姐、羅翠宜小姐執行出版計畫,竭盡心力,在此一併誌謝。

作為編者,在時間壓力下,許多地方無法盡到調閱檔案和考證的責任,不是不願意,而是公家時間不允許;若有選擇,實在很希望譯文部分能再加琢磨,研究也能深入些。

在此交代一件事。信件六有「poatuyafneni to counaaʼo」(請族人解救我得以釋放)的日文片假名,顯係高一生在信中暗藏求救語。不過,這樣的句子之後不再出現,是否了解到族人無法救他?信件十六開始出現一個小地名「usanaao」(烏沙那阿歐),高英傑老師認為這也是求救暗語──「來救我」(另有三處小地名,亦是)。對此,編者有些困惑,詳見信件十六註4。「烏沙那阿歐」出現在九封信中,是造林地,時間上跨越高一生在看守所的待遇由好變壞,案情由樂觀轉趨複雜;以書信的內在邏輯來說,若是求救暗語,會產生很多的不一致,且與信文語調和內容相扞格。不過,人事畢竟有時難以用常理判斷,茲記下困惑,期待來日得解。

最後,我們希望讀者在讀這些信時,不止能走過歷史的迷霧,認識到高一生,也認識到那個時代及其眾多的受難者。我們相信他們的魂魄在島嶼的各個地方陪伴著我們。當島嶼天光時,我們要捧著一束花到「國家白色恐怖受難英靈紀念碑」前獻給他們,咦,是誰在唱著:

あーー麗しい

フロクスの花よ

君に捧げる

山山を越えて

(2020年4月3日完稿)

註解:

[1]高英輝訪談紀錄(1993年11月19日),頁173。

[2]塚本善也,〈高一生ノート(IV)──台南師範学校時代:妻春子、ネフスキーと出会い──〉,《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4號(2006年8月31日),頁8。

[3]信件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三、三十五、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七、五十六。

[4]高英傑的第一個部落記憶,就是被背在背上,晃動中望著前面一群鄒族人舉著火炬,行進在特富野大社古道,很像電影鏡頭。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臺北:玉山社,2018),頁26-28。

[5]信件六、十三、十五、十七、二十。

[6]信件三、六、七、八、十、十二、十五、十七、三十八。

[7]信件八、十一、三十五、三十七。

[8]提到歌曲的信有:信件八、九、十、十一、十三、三十八、四十四、四十九。其中不存六首為:信件十三的《山上的故鄉》;信件三十八提到「描寫妳的花園的二首美麗的歌曲已經完成了,但現在無法寄送」;信件四十四提到分別作給春芳《绮麗的山峰》、貴美《高原的花田》、菊花《奇異的泉水》。信件四十九提到為詩歌〈谷間之夜風〉譜曲,亦不存。

[9]國家檔案管理局,檔號A305440000C /0045/276.11/9122.92(A305440000C=0045=276.11=9122.92=virtual012=virtual010=0008),檔名〈湯守仁等〉;收於國史館、文建會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二),頁958。

[10]該會顧問:高英傑;世話人:內川千裕、下村作次郎、浦忠成;會員:魚住悅子、塚本善也、橋本恭子、馬場美英(高美英)、森田健嗣、中村平。

[11]研討會名稱:「高一生(矢多一生)とその時代の台湾原住民族エリート─高一生生誕100周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20/08/19 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