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人止關之役
吳俊瑩
雄峙山門萬仞奇，人蕃曾此界嚴施[1]
周定山（1942）
1902年4月29日，賽德克族利用「人止關」兩側峽谷峭壁山險，瞰制下方河谷，成功擊退了進入該地的日本軍隊（請注意，不是警察）。
人止關在霧社地區，介於今大觀橋與仁愛橋之間，是從埔里進入霧社時必經的隘口，[2]日治末期來訪此地如葉榮鐘者，或有稱之為「留人峽」。[3]然而相較於「人止」，「留人」這樣的稱呼，似乎較不傳神，無法點出此地自清治時期以來，向來作為霧社群（Tgdaya）傳統領域界線的意義。1902年日軍與賽德克人爆發衝突，正是起因於日人強行進入族人領域所致。根據《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埔里社支廳當時為了偵察距蜈蚣崙[4]（位在埔里盆地東北邊境，今屬埔里鎮蜈蚣里）東方約4里（約15.7公里）的賽德克人，派遣了二十四名警務人員（警部補一人、巡查一人、巡查補六人、隘勇十六人）欲進入霧社群領域內踏查，但遭族人圍困，便向埔里方面的守備隊求援，雙方爆發衝突。[5]但《臺灣日日新報》對衝突的導火線，有著較為詳細的報導，由於報紙報導不似上述軍方紀錄是經過編纂修整過後的稿本，修飾成分相對較低，與族人捍衛獵場的自我理解，較為相符，以下將呈現的是報紙的說法。[6]
在人止關之役前，該地附近已有警察使役民夫進行相關防蕃警防工事設施。4月29日衝突當日，數名警察在督導工事作業時，突見左側山地密林中，冒出數十位賽德克人出沒蹤跡，[7]似有出草跡象，[8]遂急派警察官一名向當時正在附近進行山地巡察行軍的埔里社守備隊第四大隊第二中隊之一部求援。[9]警務人員隨即全員撤退，[10]由人數約百餘名的守備隊接戰。
當時和守備隊交戰的賽德克族，是散住在人止關兩側峭壁與山腹緩坡地帶上的多岸（Tongan）、西坡（Sipo）、巴蘭（Paran）三個部落，人數約二百餘名。雙方於上午十一時正面交鋒，最後日軍敗退。多岸、西坡社守住人止關北岸高地，巴蘭社族人則由南方沿關頭山稜線，[11]充分利用地形優勢，占據高地進行射擊，成功抵抗屬正規軍之埔里守備隊進入霧社地區。午後一時三十五分，日軍退卻至埔里與霧社之間眉溪支流的卜吉康溪畔。[12]
交戰過程中，守備隊小隊長中山藏太郎中尉大腿肌肉遭子彈貫穿，大村有隣少尉胸部中槍，傷勢嚴重，其餘輕重傷之伍長、士兵計十六名，全系「銃創」，行蹤不明者有三名，衝突當日即在山區展開搜索，結果一無所獲，[13]日方推測應已被賽德克人馘首。[14]然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網路上建置的「臺灣大百科全書」的「干卓萬事件」辭條中，有謂該守備隊遭霧社群「殲滅」說法，實有待斟酌。[15]確實在此之前，日軍與原住民交戰，從未有遭遇過如此損害，[16]但遭「殲滅」之說則不見於日人紀錄中。[17]賽德克人方面的死傷人數，日方認為大約有二十餘名。[18]
在本次戰役中，由於是霧社群「首次」與日人發生大規模衝突，記憶十分深刻，因此創造了一個新的語彙，來稱呼交戰的對手。由於守備隊員軍帽上繡有約兩指幅寬的紅色帽沿，是軍服上最明顯的特徵，雙方對戰時，十分顯眼，令族人印象深刻。經此一戰，到今日，霧社群的人還是稱呼日本人為「Tanah Tunux」，Tanah是紅色、Tunux是頭，意思為「紅頭的人」。[19]
人止關之役中，還有一位部落人物不能不提，他是巴蘭社的總頭目瓦力斯．布尼（Walis Buni），是我在 郭明正 先生（Dakis Pawan）的新書《真相．巴萊》中認識的。瓦力斯．布尼在戰後不斷凸顯莫那．魯道的英雄敘事中，[20]分量顯得相對稀薄，成為被遺忘的英雄人物。[21]
他曾帶著巴蘭社參與人止關之役，但在霧社事件時，並不主張以武力對抗日本，沒有參與起事。然而對霧社事件餘生者後裔而言，如果沒有瓦力斯．布尼極力向日人斡旋，讓日人將參戰的六部落遺族移住川中島的話，在強烈報復心理作用下，起事的族人家屬，恐怕連一線生機都沒。所以Dakis先生在書中提醒族人，萬萬不可忘記瓦力斯．布尼的歷史抉擇，他選擇了殺戮與毀滅以外的另一條路，對餘生者而言，意義尤其重大。
最後，我想說說電影《賽德克．巴萊》中與涉及本文的「反史實」部分。我會留意到人止關之役，《賽德克．巴萊》誠是重要觸媒，不過，既然本文是一篇認識原住民歷史文化的習作，不能不指出片中與史實不符的地方。參與人止關之役的多岸、西坡、巴蘭這三個部落，從地理位置上看，可說構成鄰近部落的防禦線關係。伊婉．貝林（Iwan Pering）認為這是「這是一次以傳統gaya協防關係的戰役，來對抗入侵者」的戰役。[22]馬赫坡（Mehebu）社位在今仁愛鄉廬山溫泉上方台地，是霧社群中最靠內山的部落，距離人止關相當遠了，也就沒有參與此役。不過，周婉窈老師在10月2日Café Philo永樂座舉行的座談會中提到，「如果」馬赫坡地理位置靠近巴蘭社，由於霧社群各社具有攻守同盟的關係，她相信馬赫坡也會參加人止關之役，因此這樣的改編是可以接受的，但觀眾仍應該知道實際上馬赫坡社並未參加。[23]
考慮到鄰近地緣關係上的攻守同盟關係的話，那麼當時約莫二十歲、出身馬赫坡社的莫那魯道，也就不曾出現在人止關之役的歷史現場，當然也就沒有參與和族人一起鬆開預先埋好的巨石，從人止關的懸崖峭壁傾卸而下的那一幕壯觀的場面。此外，電影跟日方文獻描述有落差的地方是，受傷日軍皆係槍傷，並無電影中刻意凸顯日軍遭巨石滾落壓傷，驚恐四散，甚至砸死的紀錄。
1902年人止關之役的勝利，意味著日本統治勢力，仍無法越過此一天險防線。賽德克人遵循協防傳統領域的gaya，憑藉著護土的決心與勇氣，正面迎戰外來的日本帝國統治權威，讓日人頗感驚訝，[24]更顧慮將來警察在當地的統治威信，連忙展開調查，提出「善後」方法。不過這也是族人面對日本統治，大概唯一的一場勝戰。
誌謝：本文舊照片承蒙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林信志教授協助取得，黃一娟女士提供新近照片，地圖則由葉高華先生慷慨同意徵引並配合本文特地修改地圖漢譯名稱，感銘在心，謹此致上深謝之意。（周婉窈、吳俊瑩一同， 2011/10/26）
[1]周定山，〈中央山脈紀遊詩．留人峽(人止關)〉，《詩報》251號（1941年7月），頁7。「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5368954。
[2]沈明仁總編纂，《仁愛鄉誌》（南投：仁愛鄉公所，2008），頁1887。
[3]葉榮鐘，〈霧社雜詠．留人峽（即人止關）〉，成於1942年。「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2011/10/20瀏覽）。
[4]蜈蚣崙自清治時期即設有隘寮駐紮屯兵把守山境。日治以後，1898年1月14日，埔里社撫墾署在此地開設交換所，供原住民交易物品之用；同年3月5日，設撫墾署「出張所」，顯見該地是埔里地區重要的理蕃前進據點。王世慶，〈日據初期臺灣撫墾署始末〉，收入氏著，《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初版二刷），頁486、516。
[5]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編，《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西元1895年~1905年）》下（下稱《陸軍幕僚歷史草案》）（臺北：捷幼出版社復刻，1991），頁1335。
[6]徐如林、楊南郡在說明人止關之役的背景時，是將其放在發生深崛大尉事件後，賽德克族在近藤勝三郎居中牽線下，與埔里社辨務署在1899年5月24日達成埋石立誓共識，約定三年之內不再出草。1902年4月時，三年之約將滿，霧社群便派人下山通知近藤勝三郎，族人將要恢復馘首，近藤將此消息轉告官方，於是埔里守備隊決定先發制人，雙方在人止關爆發衝突。徐如林、楊南郡，《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1），頁58-59。
[7]〈埔里社衝突事件後聞〉，《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2日，2版。
[8]〈埔里社事件負傷者〉，《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8日，2版。
[9]劉枝萬，《南投縣革命志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59），頁241-242。
[10]〈埔里社衝突事件後聞〉，《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2日，2版。
[11]沈明仁總編纂，《仁愛鄉誌》，頁296。
[12]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編，《陸軍幕僚歷史草案》，頁1335。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Ltlutuc Knkingan Sapah Alang Gluban）》（臺北：永望文化出版；南投：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族同舟協會發行，2002），頁29。
[13]〈埔里社事件と搜索隊〉，《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3日，2版。
[14]〈埔里社衝突事件後聞〉，《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2日，2版。
[15]辭條撰寫者引述資料為《理蕃誌稿》華文譯本，但未註明頁數。黃鈴華，〈干卓萬事件〉，（2011/9/30點閱）
[16]〈埔里社事件負傷者〉，《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8日，2版。
[17]但在賽德克耆老的傳述中，確實存有日軍大部分被殲滅，只放了一個活口，回去報訊的說法。沈明仁總編纂，《仁愛鄉誌》，頁296-297。
[18]不過陸軍方面日後對賽德克人的死傷估計，約有五十餘名，然此數已達參與戰鬥族人近四分之一，正確性有疑議。理由在於日軍當時並無地形優勢，人止關易守難攻，賽德克人死傷人數應不會在日方之上，當時報載死傷二十餘人，應是較為可信的數字，甚至可能更少。又，根據部落耆老的回憶，此役損失極微。〈生蕃と守備隊の大衝突〉，《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1日，2版；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編，《陸軍幕僚歷史草案》，頁1336；沈明仁總編纂，《仁愛鄉誌》，頁297。
[19]郭明正，《真相．巴萊《賽德克．巴萊》的歷史真相與隨拍札記》（下稱《真相．巴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158、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Ltlutuc Knkingan Sapah Alang Gluban）》，頁29。
[20]郭明正，《真相．巴萊》，周婉窈序〈英雄、英雄崇拜及其反命題〉，頁5。
[21]日治時期所稱的巴蘭社是由呼那茲（alang Hunac）、茲結卡（alang Cceka）、鹿澤（alang Ruco）、屯塔那（alang Tntana）四個子部落所組成。又，瓦力斯．布尼出身鹿澤子部落，除具頭目身分外，他還是霧社群世襲的播種祭主祭者，社會地位高於莫那．魯道，深受族人敬重。郭明正，《真相．巴萊》，頁62、105、106-107。
[22]伊婉‧貝林，〈人止關事件〉，收入於「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點閱日期2011/9/25）。
[23]「觀眾‧巴萊：《賽德克‧巴萊》與霧社事件座談會」，2011年10月2日19：30-22：00，地點：臺北市泰順街Café Philo。
[24] 〈戰蕃後聞〉、〈埔里社事件善後策〉，《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3、16日，3、2版。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11/10/26 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