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抗暴、談判、血腥鎮壓

二二八事件:抗暴、談判、血腥鎮壓

周婉窈

天馬茶房是臺北市著名的咖啡廳,知識人和文化人喜歡光顧,位於大稻埕太平町(今延平北路),門廊有寡婦林江邁在賣香煙。戰後初期,由於經濟殘破,不少人為了維生,偷賣私煙;專賣局設有查緝員,到處搜索私煙。1947年2月27日傍晚七點左右,六名專賣局臺北分局的查緝員和四名警員查獲林江邁販賣私煙,當場沒收五十多條香煙和錢款,林江邁跪求歸還;拉扯間,查緝員用槍托打她的頭,導致血流不止,當場昏倒,引起圍觀群眾的不滿和追打。混亂中,一名查緝員開槍威嚇,又誤傷行人陳文溪(二十歲,第二天死亡),更加激怒群眾。查緝員逃入附近派出所,被護送到警察總局,群眾包圍總局,要求懲罰兇手,但沒有結果,憤怒的情緒無法消解。

阮朝日與家人合影。(許書寧繪圖)
阮朝日(1900-1947)出身屏東林邊的望族,是日治時期的菁英分子。二二八發生時,他是《臺灣新生報》總經理,生病在家,3月12日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下落不明。這件事對家人衝擊很巨大,長女阮美姝,1928年生,數十年來為追查二二八真相和父親之死,勞瘁到2016年過世為止。

第二天上午,民眾沿街打鑼,聚眾遊行,搗毀太平町派出所。中午群眾湧向專賣局臺北分局,要求懲罰兇手,沒有結果,於是轉往行政長官公署(今行政院所在),打算向陳儀陳情。群眾越聚越多,但公署已派兵駐守。突然,屋頂的兵士用機關槍向民眾掃射,打死好幾個人。由於軍人開槍打死人民,導致一發不可收拾。下午一點左右,民眾聚集在臺北公園(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透過臺北廣播電臺,向全島廣播,呼籲臺灣人奮起抗暴。一時間,臺北市動亂的消息傳播到各地,引發全島一致的官(軍)民衝突。

林江邁被打傷、行人被誤傷,是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歷史上很多類似的情況,但導火線只是一條線,如何引起大規模的爆發?用個比喻,就是因為到處已經遍布汽油,充滿瓦斯了。戰後臺灣人積累的不滿,一下子爆發出來。

二二八事件包括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一、2月28日到3月8日中午。二、3月8日中午到5月15日。前面八天半主要是:群起抗暴、本地菁英和陳儀談判;後一階段是中央派軍隊來臺血腥鎮壓,長達兩個月又一週。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軍民衝突,本地菁英迫切感覺必須出面解決問題,在陳儀的同意下,3月2日臺北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會),各地隨之成立分會。處委會一方面呼籲民眾冷靜,避免流血事件,另一方面積極和陳儀展開談判,要求改革政治。在這期間,學生被交付參與維持治安的重責,有報導指出:他們「把全臺北市治安恢復到比二.二七以前更好的狀態。」其他地方情況類似。原住民也積極響應處委會,加入抗暴行列。3月6日,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發表聲明,說明該會目標在於「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傍晚,一位原住民青年透過廣播,表明:「一旦我們的要求不能實現,我們斷然爭取民主到底!」7日傍晚,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灯向中外廣播,報告事件真相,並宣布三十二條要求,分為:一、對於目前的處理,主張以和平方式平息事件(共七條);二、根本處理,分軍事和政治兩方面,要點包括:高度自治、爭取自由和民主、擴大臺灣人在政府和軍隊的代表性、廢除專賣局和貿易局、切實保障原住民的利益(共二十五條)。這些要求,陳儀都表示很樂意接受,甚至聲稱會在7月實施縣市長民選。

就在人們以為政治將會改革,經濟管制也會撤銷,臺灣自治終能實現時,萬萬想不到,陳儀早在3月2日就秘密打電報給蔣介石,要求派軍隊來臺鎮壓。等陳儀確定軍隊將抵臺,就全盤否定處委會的要求。3月8日中午前,軍方開始基隆港口淨空作業,晚上憲兵第4團與第21團各一營陸續上岸,3月9日整編第21師開到基隆、台北,開始掃蕩(繼3月6日高雄大屠殺之後),揭開了全島性大規模「三月大屠殺」的序幕。報社、處委會、維持治安的學生首當其衝。當時臺灣有五家民營報紙,軍隊一上岸,就被搗毀;幾天內,本地新聞界人士被補殺、逃亡一空。從此,關於事件的報導,就只剩下官方的聲音了。在軍隊掃蕩下,一百多名學生被押到圓山倉庫廣場前集體射殺;一百五十名到二百五十名正在處委會幫忙的學生也遭到槍殺。10日陳儀解散處委會,積極參與的委員成為逮捕和槍殺的對象。

軍隊的武力掃蕩號稱「綏靖」,其實是屠殺。臺灣的優秀人才,小說家、美術家、教育家、實業家、民意代表、醫生、法界人士、報界人士、地方士紳,都在罹難的行列;而參與二二八的原住民菁英,到了白色恐怖初期終遭到剷除。平民則因各種原因遭軍隊濫捕濫殺。在鎮壓的高峰期,每天都有卡車將被捕的人運往基隆要塞司令部,他們遭處決後,被丟到海裡,但往往被海水沖回岸邊,好像要告訴鄉人那無法訴說的恐怖。3月20日開始實施「清鄉」,用密告和連坐的方法,迫使民眾繳出「武器」和「惡人」。4月下旬,中央撤廢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5月15日新任省主席抵臺,16日宣布完成清鄉工作,正式結束武力鎮壓。到底有多少臺灣人罹難,說法不一;行政院的研究報告推估,死亡人數在一萬八千人至二萬八千人之間。

蔣介石認定二二八事件是「共匪」在背後煽動,不派兵鎮壓不行。後來國民黨以「共匪加臺獨」指控二二八,但史料顯示這是沒有根據的;臺灣獨立的思想是二二八之後才明顯發展出來的。臺灣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也是事件之後才快速增加。進行綏靖時,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主張:暴徒「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這也是後來白色恐怖的邏輯。柯遠芬退休後移居美國養老,至死都堅持武力鎮壓是正確的。

本地中壯菁英和青年死傷慘重,臺灣人嚇破膽,從此害怕政治。今天,臺灣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和這段歷史密切相關。我們在悼念罹難者的同時,也必須繼承他們勇於承擔的精神,並且確立公民參與的權利以及人身的安全,這樣,他們的犧牲才有意義,臺灣社會也才能真正走出二二八。如果還有長輩會勸你:不要管國家社會的事,自保最重要,那麼,二二八的陰霾就還籠罩在美麗島的天空。

陳澄波(1895-1947)1931年作品《我的家庭》。(許書寧摹繪)

小知識

原住民參與二二八事件

原住民積極參與二二八抗暴,是臺灣歷史上,原漢首度大規模攜手對抗外來暴政。根據報紙報導,3月3日上午,臺東的漢人青年和原住民青年全副武裝,在縣政府前廣場開青年大會,要求肅清貪官污吏、改進政治。3月4日,花蓮在花崗山廣場舉辦市民大會,來自市郊外的原住民和花蓮市民,約四千名參加。同一天,臺東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南志信被推舉為兩位主任委員之一。南志信(Sising, 1886-1958)是卑南族第一位西醫,當時是國民大會的代表。南志信北上參加會議,主張臺灣原住民族應改名「臺灣族」,不要再稱高山族或高砂族。他的兒子3月6日在臺北廣播電臺用日語廣播,支持處委會關於政治改革的要求。

在事件中,嘉義鄒族的參與相當深。鄒族湯守仁取得吳鳳鄉鄉長高一生(Uyongu Yatauyongana)的同意,率領部落青年,下山協助維持嘉義市治安;攻下紅毛埤(蘭潭)軍械庫,並和嘉義民兵圍堵嘉義水上機場。後來奉高一生的命令,撤回山地。1952年高一生和湯守仁被逮捕,1954年和其他四位原住民菁英一起被處決。

1947年4月30日,南志信和五位臺籍人士被任命為臺灣省政府委員(省府委員)。六位有四位都參加處委會,當多數委員被剷除時,誰能逃過一劫,就要靠運氣、參與程度,以及統治者的衡量了。任何獨裁專制政體要能順利運作,武力鎮壓之後,通常會有「安撫」期,必須要有本地人的象徵性參與,或積極的合作,才能長久。

前近代的野蠻和「反間」文化

二二八讓臺灣人見識到新統治者的野蠻和陰險。軍警隨便抓人,不經任何審訊,當場槍斃或施以暴力後處決,是徹底反文明的國家暴力。著名畫家陳澄波,當時是嘉義縣參議員,3月12日和五位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前往水上機場調解軍民衝突,卻遭逮捕。25日,陳澄波等人被綁起來,背後插一支旗子,載在卡車上,遊街示眾,最後在嘉義車站前被槍決。這位熱愛鄉土的畫家,畫過無數嘉義街景,包括遊街的起點嘉義市警察局。當他從車上望著自己摯愛的一景一物時,是否會有錯亂之感:好像置身前近代的野蠻世界?

根據解密的檔案,戰後中華民國接收臺灣,最先進入臺灣建立組織的,就是特務單位。因此,中國情治人員開始滲透到臺灣人的組織。警備總部「臺灣二二八事變反間工作報告書」明白顯示:政府當局出動情治人員與流氓介入事件,影響處委會的運作。保密局人員許德輝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組組長,組織「忠義服務隊」,擔任隊長,實際上是在做反間工作,該隊有臺北市中學以上一千二百名學生參與,擔任維持治安的工作。也就是說,敵人「反串」來組織要反抗他們的民眾,掌控一切情況。一旦情勢逆轉,就可一網打盡。對日治時期反殖民運動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是無法想像的;如果直來直往是他們熟悉的方式,那麼,國共鬥爭那種陰險伎倆,則是非常陌生的新政治文化。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2014/02/25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