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的投射，暴行的模仿──《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書摘之二
李禎祥
（原刊於 2022/02/22）
在陳儀當局操作誤解之下，二二八暴動被定調為「奸黨叛亂」，而奸黨又被嫁接中共和日本，這是國軍兩大敵人，後者特別令國軍深惡痛絕。因此在台灣這塊陌生的新佔領地，國軍對二二八的軍事鎮壓（肅奸），自然容易移植「打共匪」、特別是「打日軍」的經驗；而且在民族主義的催化下，尤其是對不滿蔣介石「以德報怨」的國軍來說，「被漢奸化」的台灣人乃代替日本人，成了他們洩恨的對象。
國軍模仿日軍暴行，用於二二八鎮壓
這一點，也反映在國軍對台灣人的虐殺與劫掠，都充滿對日本人報復的意味。在這方面，「刑事偵查學」可以提供相當大的視野，從而為二二八研究開發新面向。其應用至少有兩點：第一是從屍體推敲凶手（國軍）的動機和手段，此即「屍體會說話」的鑑識原理。第二是追蹤凶手的殺人前科（國共戰史、中日戰史），以釐清和掌握二二八殺人事件的線索。
從刑事偵查學的角度來看，國軍一些令人髮指的虐殺手段，在1930年代的國共內戰較少出現，卻在二二八大量發生，顯然是模仿日軍侵華（包括南京大屠殺）的戰爭手法。其中有三種特別凸顯：
其一是刺殺，以刺刀殺人。刺刀是刺槍的附件，在戰場一般作為助殺工具（特別是白刃戰），但在中日戰爭卻成為日軍的「必殺技」。很多場合日軍寧捨槍彈改用刺刀，配合旺盛鬥志重挫國軍；或以刺刀虐殺中國軍民，當成新兵的試膽教材，製造恐怖的鎮壓效果。
至於國共內戰，雖也使用刺刀，卻是相當次要的兵器，而且通常在子彈耗盡必須進行白刃戰時才使用，有些場合則改用大刀和梭標。由於國軍在二二八擁有壓倒性的槍砲武力，根本沒有進行白刃戰的必要，故二二八出現大量刺死的描述，殊違常理；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國軍模仿日軍的暴行，在二二八使用刺刀虐殺台灣人並發洩對日本的仇恨。
其二是「鐵線穿掌」。它和前項有關連性，因為鐵線穿掌（或穿其他部位）之前，必須用刺刀刺穿這些部位，再用鐵線貫穿。同樣的，它不常見於國共戰史、近代中國內戰，甚至不是中國的傳統酷刑，卻在中日戰爭大量出現，而且大部分資料指向日軍用於中國人身上。中國學者王宜田研究日本在滿洲國使用的酷刑，整理出34類，逾500種。其中第四類「金刑」（以金屬為刑具）66種，就有鐵絲穿手、鐵線穿鎖骨、鐵絲穿胸膛等手法。
「鐵線綑綁」可視為「鐵線穿掌」的簡版，不像後者需要較多的時間和技巧。它雖未穿透人體，但因綑綁嚴緊且嵌入皮肉，仍令人痛苦不堪。它也和「鐵線穿掌」一樣，不常見於國共內戰，卻常見於中日戰爭和二二八。可見這是日軍的戰爭暴行，被國軍刻意模仿，用來加害台灣人。不論鐵線用來穿掌穿踝或綑人綁人，國軍鐵線使用量甚鉅，並非臨時張羅，而是預先備妥，顯見「鐵線綑綁」和「鐵線穿掌」都是國軍「冷酷算計的報復行動」之一。
其三是沉屍。沉屍既是殺人法（沉水為屍），也是滅屍法（沉屍於水）。在國共戰史上，無論對活人或死人，水淹法（沉屍）並不多見，反而較多土埋法（生人集體活埋，或死人集體埋坑）。不論是國軍或共軍，都有許多殘暴的埋人紀錄；即使有大片水域的上海，1927年清黨時，「據目擊者言，事後屍首係用搬場汽車搬出葬埋，所裝竟有七、八車之多」，既稱葬埋，仍是入土。
然而，同樣有大片水域的南京，1937年12月日軍大屠殺時，卻帶來可怕的沉屍景象。中華民國國防部軍事法庭對谷壽夫（日軍第六師團長）的判決書，即指控谷壽夫部隊將難民五千餘人押往中山碼頭，「用機槍掃射後，棄屍江中」；而在湖南洞庭湖區，1943年的廠窖慘案，「（在風車拐）三百多人被趕進蓮子湖活活淹死」；「六千八百多船民、難民被害，其中藕池河死近五千人，龔家港死近二千人」。其他從北到南：河北藳城、江西撫河、福建廈門、甚至海外的馬尼拉、新加坡，都有日軍殺人沉屍的紀錄。
日軍常用沉屍手段，或許和日本作為島國，習於海戰有關，這點和習於陸戰的中國特別不同。因此國軍在二二八將許多人沉屍基隆港、淡水河、愛河等，既違反「剿匪」的經驗法則，也違反中國人的戰爭習慣。合理的解釋，就是國軍模仿日軍的暴行，沉屍台灣人並發洩對日本的仇恨。
要知道，在二二八進行屠殺的國軍，無論是晚來的整編廿一師，或早來的憲四團、警備總部、基隆要塞司令部、高雄要塞司令部等，官兵不一定都打過十年前的蘇區剿匪，但大部分都打過兩年前的中日戰爭，對日軍的戰爭暴行親歷親見親聞。他們在中日戰爭觀摩學習，自然也能在二二八這場「擬中日戰爭」模仿應用。
中國人的悲情，被轉化為對台灣人的仇恨
二二八還有一種殘忍的殺人法，是將死者支解，包括斬首、斷腦、斷手、斷腳、挖眼、割耳、割鼻、割生殖器等，帶有強烈的變態性和凌辱性。一般認為，這是日軍對中國人施加的暴行（如南京大屠殺、華北的三光作戰等）；其實中國人也對日軍如此報復，當然規模不能相比。
支解殺人法也見於國共內戰，不過國共內戰的支解殺人，多半出現在十年以前的「剿匪」期間，而且相當程度上，是對中共「入國民黨而叛國民黨」的殘酷懲罰（1927年清黨時，國民黨即常在上海街頭公開斬首共黨分子）；相形之下，中日戰爭的支解殺人，更令國軍記憶猶新，而且台灣人並沒有背叛國民黨的紀錄。因此中日戰爭的支解殺人經驗，應該更大程度影響了二二八的這類現象。
此外，一些關於外省人在二二八受難的悲慘敘述，都可以在中國人於日軍侵華期間的悲慘遭遇中，找到相似的版本；尤其是裸體跳舞、倒提雙腳、撕腿致死等，情節都有其特殊性，卻都有相似的版本，未免太巧。
其實，關於台灣人在二二八的暴行，最常見的指控就是「毆打」外省人（殺害案例相當少數）案例相當少數），這不僅有許多資料可證，甚至各綏靖區的報告也明確顯示這點，所以暴行的「強度值」普遍較低。相形之下，極端暴行的指控便顯得相當突兀，而且越是極端的指控，越無法交代出處，這是和中國人對日軍侵華暴行的證言，以及台灣人對國軍二二八暴行的證言，最大的不同。後兩者鐵證如山。
而中國人對台灣人極端暴行的敘述，不僅難查實據，且聚焦於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仇恨記憶「熱點」（虐殺婦孺）；那麼這些敘述是否出於加工，以強化國軍的鎮壓力道？不能無疑。特別是，有的指控已被學者證實為謊言、捏造，如「大溪中學女教員遭強姦案」，學者蘇瑤崇已有精闢的辨析；有的指控更被當時的人斥為「毫無根據」。吳濁流在《台灣連翹》提到：
林獻堂的葉主任秘書曾向筆者透露：二二八事件後，在政府的一項會議席上，劉啟光報告說事件的時候，本省人剖了一個外省孕婦的肚子，取出胎兒殘殺。林氏聽了這毫無根據的話，心中至為憤怒；但又害怕反駁了會受到報復，未敢表示異議。會後向葉秘書說，半山為了自己的升官，根本不把出賣我們當一回事。
更具體的說，國民黨從日軍侵華戰爭進行雙重複製（或雙重援用）：其一是複製中國人在日軍暴行下受難的真相，製造中國人在台灣人暴行下受難的假象，以便操控輿論為鎮壓鋪路；其二是複製日軍的暴行，對台灣人肆行虐殺，將鎮壓推到極致。這雙重複製的關鍵機制，就是將中國人的悲情，轉化為對台灣人的仇恨。這就不難解釋，同樣出以「肅奸」之名，國軍在二二八所屠殺的台灣人，是全中國被判死刑的「漢奸」人數的數十倍。這是仇恨高度動員的結果，也是中國民族主義所催發的驚人效益。
這裡有一個重點：為什麼日軍這個題材這麼「好用」？簡言之有兩點：一是二二八距離終戰不久，中國人對日本人記恨猶新；二是日軍在華暴行，尤其南京大屠殺，堪稱慘絕人寰、泯滅人性之極致。是故研究二二八大屠殺，不能不研究南京大屠殺（猶如研究國民黨在台灣的白色恐怖，不能不研究國、共兩黨在中國的白色恐怖和紅色恐怖），其理在此。二二八大屠殺會如此血腥，創傷會如此入骨，其理亦在此。日軍暴行的殘忍、中國政治的險惡，和台灣命運的悲哀，這三者緊密扣動的關係，應該是台灣人至今仍未發覺的，二二八最幽深的秘密之一。
※本文摘自玉山社出版，《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第二章「操作誤解與虐殺報復」，頁82-131。書中列舉大量虐殺案例，限於篇幅，本文茲略。
（文章轉載自：上報 2022/02/22 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