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正《又見真相》新書發表會、周婉窈推薦序〈歷史的悲哀與希望〉
（原刊於 2012/10/27）
說明：今天是霧社事件八十二周年紀念日，是個要求我們悼念、深思的日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將於10月30日（週二）為Dakis Pawan（ 郭明正 ）老師第二本書《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舉辦新書發表會，歡迎蒞臨參加！（詳情請見海報）在此同時刊出我為這本新書寫的推薦序，敬請參考。（周婉窈 2012/10/27）
新書發表會
日期：2012年10月30日(週二)
地點：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臺灣大學圖書館B/1)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致詞 臺大歷史系 周婉窈 教授
13:40~14:10 郭明正(Dakis Pawan)發表演說
14:10~14:30 與邱建堂(Takun Walis)對話
14:30~14:40 茶敍
14:40~15:30 互動及媒體詢答時間
15:30~16:00 合影及簽書
上午放映電影《賽德克‧巴萊》
詳見網址：http://www.tiprc.org.tw/blog_wp/?p=4095
歷史的悲哀與希望
周婉窈
這本書可以說是在幾位朋友的深切期待中出版了。幾年前，我得知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和表兄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合力在撰寫一本根據耆老回憶的書稿，書名暫訂為《霧社事件一〇一問》。我也曾向兩位先生要了其中三問，刊登在「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可能由於原稿有些部分已經寫在郭先生的第一本書《真相‧巴萊》中，現在的書名不一樣，但仍維持問答的形式。這本書的內容，過去我東聽西聽，大致有個印象，但能印成書出版，非常不一樣。成書之後，這些未曾被紀錄的族群自我認知和事件的記憶，透過有系統的翔實呈現和公開傳布，將增進或修改我們對賽德克族和霧社事件的了解，實在令人高興。
作為馬赫坡部落餘生者的後裔，Dakis Pawan先生到處顯示他的善意，希望能化解族群之間的歷史問題。他在本書指出，賽德克族的三個語群Tgdaya（德固達雅）、Toda（都達）、Truku（德路固），尤其是前二者之間，沒有所謂的「世仇」問題。這個主張，他在很多公開場合也都清楚講過，我很同意。在這裡，我想藉這個機會，談點比較屬於結構性的問題。（我須坦承，個人的認識局限於北部原住民。）
郭先生寫道：「部落是賽德克族最基本的自治單位，自治性非常高，猶如一個獨立的邦國。」切中要點。泰雅族基本上也是如此。不過，由於我們受限於現代國家的規模，比較難想像一、二百人的部落可以視為一個國。若干部落，會因語言、文化、地緣等因素而形成更大的單位「部族」，也可能共組「攻守同盟」，一起對抗或攻打其他部落∕部族。但是部族或攻守同盟就算有總頭目，也無法干涉各個部落的內政。若以「小城邦」和「邦聯」來理解，或許比較可以掌握大概。這種部落各自獨立自主、平等交接（或戰或和）的情況，在日本強權進到原住民地區後，一一被瓦解，終至於被納入一個完全異質的權力結構當中。
臺灣最後的「番地」，在清統治的最後二十年才劃入行政管轄，但並未真正有效治理。日本領有臺灣之後，積極貫徹統治，但在北部遭遇原住民頑強的抵抗。殖民當局興築隘勇線，重要地方還架有通電的鐵條網（一觸即死），用斷絕對外交易來逼使原住民「歸順」。原住民最重要的鹽、鐵器、槍枝等物品向來靠外面供應，若無法入手，就會導致生計困難，為求存活不得不歸順。如前所述，原住民各個部落是獨立自主的單位，雖有攻守同盟，但並無統一的政治組織，因此基本上是以部落∕部族為單位，面對現代國家強大的軍警力量。讀者諸君，這還不是外來統治者「分而治之」，而是在地人群「分而抗之」，力量之分散、薄弱，可想而知。如果一個部落∕部族撐不住，歸順了，歸順最重要的條件包括繳交武器，並同意隘勇線通過部落∕部族領域（甚至協助興築）。因此，一個部落∕部族歸順，就會導致鄰近部落∕部族陷入不得不歸順的局勢，造成貨真價實的骨牌現象！
歸順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在部落建立警察官吏駐在所，並設立蕃童教育所。也就是說，一個向來獨立自主的部落，從此喪失政治權和文化權。政治∕文化權的喪失，最後終將導致傳統社會解體。政治權的喪失，不只是說原本的頭目必須聽命於駐在所的警察（這是開天闢地以來所未有！），而是駐在所並非孤立的存在，它連結到更上一層的警務單位，一層一層往上，島嶼的頂端是臺灣總督府，最後的至高點是大日本帝國的天皇。我們可以想像嗎？原本散布在臺灣山區的部落，最後都被壓在一個龐大的權力金字塔的底層──姑不論，這個帝國所具有的強大的軍警力量。我們必須從這個角度理解，才能認知到這個「巨變」的激烈，以及反抗的困難──若非不可能。
文化權的喪失，包括教育權的喪失。不要以為原住民沒有教育，它只是沒有我們熟悉的學校教育。沒有文字的人群的教育可能更多元，舉凡口傳的神話∕傳說、祖先的訓示，以及日常的行為規範，無不是教育；也就是說，在生活的實踐中活出教育。這和我們著重「背背背」、不講實踐（如口說誠實，做的全然另一套），結果生活和教育嚴重脫節是很不一樣的。日本時代的教育可能比臺灣戰後黨國教育實在一點，但無論如何，它剝奪了原住民原本的文化和教育權。接受日本教育的原住民會逐漸遠離祖先的世界，忘記自己的語言和文化。
政治∕文化的激烈改變最終衝擊到原來的社會組織，部落社會開始分化，偎靠統治者的新階級逐漸形成……。霧社事件可以看成是在這樣一個「過渡」的過程中，傳統力量對外來強權孤注一擲的反撲。
如果以上所說的「部落在外來強權入侵成功之後喪失政治∕文化權」很難了解，那麼，讓我們發揮想像力：想像哪一天，我們臺灣淪為某個強國統轄下的一個「區」，會怎樣呢？這樣或許就能稍稍了解什麼叫做喪失政治權、文化權和生活方式了。而作為「歷史現場當事人」的我們，面對這樣的巨變和衝擊，會有怎樣的體受和反應呢？這樣擬想，或許才能了解歸順後，這種喪失的不可承擔之重，以及何以還是有人要反抗。
根據《理蕃誌稿》，德固達雅群（霧社群）在一九〇六年歸順，接著在一九〇九年，德路固群和都達群也相繼歸順了。就地理位置來說，霧社群在外（西），德路固、都達在內（北東），是骨牌效應的典型。換句話說，在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五年理蕃計畫」（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五年）開始前，中央山脈以西的賽德克族三個語群都已歸順。以此為背景，我們才能理解所謂「不是世仇」的主張，以及紗拉茂事件。
根據日本時代的調查報告，泰雅族很少大規模戰爭；部落與部落作戰，若人口損傷過多，就會尋求和解。賽德克族大致一樣。德固達雅群的馬赫坡社和都達群的部落毗鄰而居，之間多所衝突，在所難免，但要說有非殲滅對方不可的累世仇恨，倒是和我們對原住民文化的理解不符合。然而，隨著日本警力入駐，很多事物開始發生質變，不惟「攻守同盟」逐漸瓦解，更因歸順的首要條件是服從命令，警方在征剿反抗的部落∕部族時，會動員歸順的部落頭目和勢力者協助征剿；有時征剿的部落離自己的部落甚遠，過去其實沒有瓜葛，沒有「遠征」的必要。這樣被組成的原住民隊伍稱為「蕃人奇襲隊」──不是到霧社事件才有的啊！
警方因時因地，會將原住民分為協助當局的「味方蕃」（即我方的意思）和討伐對象的「兇蕃」或「反抗蕃」。《理蕃誌稿》記載：一九二〇年，統治當局為了馴化今梨山一帶的泰雅族，幾度動員霧社群征剿佳陽、紗拉茂等社。即使事隔九十二年，讀來仍然令人悽然。這種由警方（國家代理者）動員「味方蕃」，協助擁有新式武器的軍警隊伍討伐「兇蕃」的現象，前所未有。這樣的獵首文化已經和傳統「異化」了，霧社事件中用人頭換取金錢，更是徹底違背Gaya（傳統規範）。金錢，一直到現在，仍是腐蝕在地社會最有效的撇步之一。
「蕃人奇襲隊」、「味方蕃vs.兇蕃∕反抗蕃」，以及天差地別的賞與罰，在霧社事件是重演，不是新生事物，只是昔日的奇襲隊成員變成被征剿的對象。在第二次霧社事件中，放火圍殺手無寸鐵的「保護蕃」，也只有在新的權力結構中才成其可能。其後警察、獵首者在首級前堂而皇之的大合照就是明證。
霧社事件常給我很深的悲哀之感。不，應該說，臺灣的歷史。荷蘭人在殲滅小琉球原住民時，動員七社原住民；郭懷一事件時，獵得一個漢人人頭可換一定長度的棉布……。這種在地人群被統治者操弄的戲碼，不斷重演。我心中浮現一個意象：走在歷史幽暗的深谷，人們淹沒在悲哀的情緒中，感覺很沒希望，無助地抬頭望天，突然那些曾迸濺的血滴，就如原住民傳說中的magic一樣，化為滿天的星星，彷彿用一切的晶亮告訴我們：不要放棄希望，否則祖先的犧牲就更沒倚望了！
歷史不應該只是給我們悲哀，也應該給我們智慧和勇氣才是。那一再重複的悲劇，若要有意義的話，就是要讓我們認清：內部矛盾和敵我關係不同，不能讓外來統治者任意置換。誠如本書作者所說的，德固達雅和都達之間沒有「世仇」，但在「以夷制夷」、「以番制番」的機制下，極端化、深刻化。往事已矣，來者可追；解決內部矛盾未必容易，但若被置換成敵我關係，就會再度陷入歷史的惡性循環──要讓祖先的失誤成為永恆的遺憾，那就是我們繼續失誤下去。
日本時代原住民慣習調查人員，曾驚嘆於泰雅族社會是「平等的、自主的及共和的」，而理想國不過如此！（賽德克族亦若是。）很可惜的，在歷史的過程中我們失去了理想的國度。但如果「平等、自主、共和」仍然是我們所想望的，那麼，我們必須從歷史中學習「合而抗之」的道理，並拒絕被「分而治之」。島嶼的英靈們，以他們累世的犧牲，給出了我們的路和希望。
二〇一二年中秋於芬陀利室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 2012/11/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