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元祭典 短講文字稿／陳俊宏老師 2026/8/15
陳俊宏
各位前輩、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中元節，是人與幽靈相遇的時刻。
我們點燈、獻花、擺上祭品，迎接那些已經離開，卻仍被我們思念的人。
今晚，我們來到青島東路三號，追思那些在威權統治下失去自由、青春，甚至生命的政治受難者。他們當中，有人沒有等到平反；有人等了一生，仍不知道是誰下令、誰執行；也有人雖然活著回到家，卻再也說不出牢裡發生過什麼事。
去年，也是在這個地方，我談到「幽靈」。我談的是那些在國家暴力下失去生命、失去聲音的人。他們的名字曾被抹去，真相尚未完全釐清，傷口也還沒有真正得到修復。他們之所以仍然縈繞著我們，不是因為亡者不肯離去，而是因為活著的人尚未完成應有的責任。
那是受難者的幽靈。他們回來，是要我們記得。
但今年，我想談另一種幽靈。它不是受難者留下的思念，而是加害他們的威權體制，在離開以後留下的制度、語言與思想習慣。
受難者的幽靈，提醒我們過去尚未完成。
威權的幽靈，則警告我們：過去可能換一張面孔，再次出現。
我們習慣把威權想像成一個已經結束的年代。我們有選舉、有政黨輪替、有新聞自由；人民可以公開批評政府，也可以走上街頭抗議。
從這些方面來看，威權統治確實已經結束。
可是，威權真的完全離開了嗎？如果威權只是一位統治者、一個政黨或一紙戒嚴令，那麼解除戒嚴以後，它似乎就應該消失。
但威權不只是一套制度。它也是一種權力習慣、一套政治語言，以及一種看待人的方式。它讓我們相信，國家面臨危險時，程序可以暫時放在一旁；為了恢復秩序，有些人的權利可以先被犧牲；只要一個人被貼上敵人的標籤，他的聲音便不必再被聽見。
制度可以在一天之內宣布解除。
但這些思想習慣，卻不會在同一天消失。
它們會留在尚未公開的檔案裡，留在仍未釐清的責任裡，留在我們對強人與秩序的想像裡，也可能悄悄留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這就是威權遺緒。
而威權的幽靈，最擅長的就是改變自己的模樣。過去，它穿著軍服，使用命令、逮捕與禁令。今天，它不一定公開反對民主。它甚至可能說著自由、人權、人民意志與反抗迫害的語言，重新進入我們的公共生活。
不久前，我主持了一場題為「民主不滿的時代」的演講。主講人、紐約大學法學教授Richard Pildes提醒我們：民主的價值，不只在於保障選舉、言論自由與基本權利；它也必須透過有能力、受監督的政府，回應人民真實的生活。
這句話一直留在我的心裡。
因為當前很多人對政治的疲倦，並不都是虛假的。當房價讓年輕人看不見成家的可能；當努力工作的人仍然感到生活沉重；當政治人物不斷爭吵，許多問題討論多年卻沒有改善，人們當然會問：
民主除了讓我投票，到底能不能把事情做好？
對民主感到失望，不代表一個人懷念威權。很多時候，正是因為仍然期待民主，人們才會對它的不足感到痛苦。但是，威權的幽靈最喜歡出現在這種失望之中。它會靠近那些疲憊的人，輕聲地說：
你看，民主只會爭吵。
程序只會拖延。
與其讓大家繼續吵下去，不如把權力交給一個真正能做事的人。
這些話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們不是從完全虛假的地方開始。它們從人們真實的痛苦出發，最後卻把放棄民主，包裝成解決民主問題的方法。
因此，我要說的是，人們不一定因為懷念威權而走向威權。有時候，是因為對民主失望，才一步一步走到威權面前。
今天的社群媒體與傳播環境，又讓這些失望更容易被動員。一段十秒鐘的影片、一句憤怒的話，可以在幾個小時內聚集成巨大的情緒。
這讓普通人擁有前所未有的發聲能力，這是民主的進步。但它也可能讓我們只看見制度最失敗的片段，只聽見最憤怒的聲音。最後，我們不再相信政府、媒體、司法，甚至不再相信彼此。
當共同事實逐漸消失，只剩下彼此敵對的版本，威權的幽靈便更容易找到新的身體。
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會借用我們熟悉的歷史。只要有人受到司法調查，便可能自稱政治受難者；只要政府作出不符合自己期待的決定，便被稱為獨裁；只要是在野的一方，就把自己比擬為戒嚴時代的黨外運動，為民主而奮鬥。
民主政府當然可能犯錯，行政權可能濫權，司法也可能失靈。守護民主，不是相信政府永遠正確，更不是替任何政黨辯護。
民主的價值，就在於人民可以懷疑政府、批評政府、監督權力，也可以透過制度更換掌權者。
但是，民主制度中的所有爭議，不能因此與白色恐怖畫上等號。因為，白色恐怖，不是一句形容政府很壞的成語。那是一個反對黨不能合法成立，人民可能因為讀一本書、參加讀書會或表達政治意見，就遭到監控、逮捕、軍法審判，甚至失去生命的時代。
如果所有司法爭議都可以稱為白色恐怖，真正的白色恐怖還剩下什麼？如果每個遭遇政治挫敗的人都能成為政治受難者，那些真正失去青春、家庭與生命的人，又被放到了哪裡？
因此，記憶被工具化，不一定是否認歷史。它更可能是借用歷史。
借走受難者的名字，借走民主運動的象徵，借走人們對國家暴力的憤怒，再把這些情感放進今天的政治競爭。
當歷史脈絡被拿掉，記憶便可能從抵抗威權的力量，變成操弄人心的工具。威權的幽靈，也因此得到新的身體。
所以，面對威權的幽靈，我們不能只要求大家記住歷史。因為記憶本身也可能被剪裁、扭曲與利用。
我們還必須學會追問：
誰在講述這段歷史？
他保留了什麼，又拿掉了什麼？
他是在讓受難者重新說話，還是在借用受難者替自己說話？
這就是記憶行動的意義。
它不是要建立一套不准質疑的標準答案，而是透過檔案、口述歷史、不義遺址、地方調查與公共討論，讓曾被權力壓抑的聲音重新出現，也讓所有歷史主張都能接受證據的檢驗。
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我們反省自己。因為威權的幽靈，不只可能出現在我們反對的人身上。當我們不願聽見不同意見，當我們認為自己的正義可以不受程序限制，當我們希望權力幫自己消滅討厭的人——即使自認站在民主的一方，也可能為威權的幽靈打開一道門。
守護民主，不能只是告訴人民威權有多可怕。民主也必須有能力處理問題、回應生活，讓人們相信公共行動仍然可能帶來改變。
但有效率，不能等於交出所有監督。有些事情之所以做得很快，是因為反對的聲音已經被迫沉默；有些社會之所以看起來安靜，是因為不願服從的人已經失去說話的權利。
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個不受限制的強人，而是一個既有能力行動，又必須接受人民監督的民主政府。
民主的挑戰，不是在「有效率」與「有人權」之間二選一。而是證明我們可以在不犧牲任何人的情況下，仍然把共同的事情做好。
今晚，我們在曾經審判政治犯的地方舉行中元祭。這不只是一場對亡者的祭祀，也是活著的人對自己的提醒。
去年，我們傾聽受難者的幽靈，記得那些尚未完成的真相與正義。
今年，我們辨認威權的幽靈，警覺它如何利用民主的不滿、借用受難者的名字，換一種語言重新回來。
一種幽靈要求我們記得。
另一種幽靈希望我們忘記。
願我們記得，那些曾經被國家任意變成敵人的人。也願我們守住民主的界線：既不輕忽真實的威脅，也不以國家安全之名，把政治立場當成罪名，把不同意見當成叛國。
因為民主真正困難的地方，不只是抵抗敵人，而是在抵抗威脅的時候，仍然不讓自己變成曾經反對的威權。
因此，威權的幽靈是否再次成為國家的主人，不只取決於掌權者，也取決於我們是否保持警醒——不再替它開門。
謝謝大家。
（轉載自：左轉有書 TouatBooks 2026/8/17 臉書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