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電筒與彈鋼琴：中國國民黨作票史管窺
周婉窈
這篇文章是根據我在Threads發的幾則短文統整並續寫而成的。題目叫「管窺」就是只能從隙縫看，無法提供鳥瞰式的系統性敘述，這點要請讀者諒解。關於KMT/ROC黨國作票、買票，以及黑金如何透過這樣的選舉長期掌控地方的歷史，有待未來真正的全面研究。
1/13大選結束，就有從抖音傳出的短影音，暗示台灣大選作票，頗引起一些波瀾，還有小草說四年後他要替阿北復仇。我們這些從小聽聞作票＆買票長大的黨外囝仔，就會搖頭，現在投開票所作業透明，在場的人各陣營都有，很難作票，誰能保證沒人出來爆料？而且數字都一再核對，要作票真的不容易。
這裡特地寫「黨外囝仔」，是拿來和黨國家庭的小孩做對比，後者絕大多數相信選舉是神聖的，腦子裡面不會有「作票」二字。就如同台大的一些教授相信台大校園向來是純潔的一樣，怎麼能讓政黨進來汙染？戰後台灣社會兩個世界的平行發展起源很早，持續到此刻。
說到作票，黨外朋友腦子裡一定浮起兩個意象：手電筒與彈鋼琴。
為何需要手電筒？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大學高兩屆法律系朋友H君，他的舅舅是高玉樹，我們這年紀的人都知道他喔，不過，現在資訊太多，少年朋友不知道也很正常吧。H君說，每次選舉完，他們家就一堆手電筒。
手電筒放到最後再來講，我們先說彈鋼琴。
1975年，我19歲，台大一群朋友（人數不多）替郭雨新助選。我曾一個人搭小型卡車（發財車）到鶯歌發傳單，很奇怪：當時不覺得怕？其實更該怕的是，我們一群人七、八位，竟然大膽到宜蘭穿台大校服發傳單，結果宣傳車才開不久，就被特務車追，我們嚇壞了，趕緊跳車作鳥獸散，後來竟然又都集結在一起。回台北時，天色已暗，從車窗望著萬家燈火的蘭陽平原，感覺一種遙不可及的遼闊。這件事已經在我的舊文〈曾待定義的我的三十一歲、尚待定義的台灣〉（2009/8/6）講過，就不再多講了。
當時KMT/ROC黨國用盡一切奧步不讓郭雨新當選，傳聞是蔣經國直接下令。那次是「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院第二次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正式名稱：「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額立法委員六十四年選舉」（要很有學問才能看懂這個名稱的意思）。請千萬不要忘記：從1948年到1975年的這個時候都還是第一屆阿。（何時變成第二屆？請讀者猜猜看）。總之，郭雨新就是不能選上，那要怎麼讓他不能選上？
黨外長期工作者邱萬興說，國民黨選舉靠兩張票：「買票」及「作票」。這在當時是「常識」，但很難有證據，很難證明。幸好，1999年詹碧霞寫了一本《買票懺悔錄》（商周出版），以24年中國國民黨黨工、前忠貞KMT黨員的資歷，將她親自負責的作票買票情況寫出來。她當時搏命寫這本書，我認為台灣社會應該感謝她，因為以前的作票買票是黨國關起門來做的，黨外人士及其支持者知道作票買票嚴重，但不知怎麼運作。
就如同現在你要黑柯，你就必須是前柯粉，不然誰看啊？1987年台灣解嚴，1992年自由民主化，也一直要等到1999年才有這樣一本書。因為詹碧霞親手負責作票，她平常有寫日記，又留有非常多的證據（不是故意留的，應是生活習慣使然），不怕被告，又有豁出去的覺悟，才能為我們留下這樣的紀錄。
由於此書已經絕版，我就直接引原書，讓大家看看（頁123-125）：
做票全盛期，並為人所知，大約在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年）前後，上至中央增額立委、國大，下至村里長代表選舉，尤其是較偏遠山區，那是普遍存在的一種不合法卻公開盛行的常規。每一投票所工作人員、值班員警、選務主任、發票員、監票員等三、五人而已，六十年代清一色都是國民黨員，自家人做票，連門都不要關，結夥的幹了。
我實際參與做票是在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立委補選，當時立委選區幅員遼闊，包括台北縣、宜蘭縣及基隆市三縣市，黨外代表人物郭雨新，青年黨是張淑真，台北縣候選人則為林榮三與鄭水枝等。為了不讓郭雨新當選，國民黨不惜將選票撥給張淑真，也是國民黨第一次開與青年黨合作之先河。
（中略）
⋯⋯選前，區黨部主任閻敬銘給我一項任務，除了正常輔選工作外，樹林鎮的山佳地區，是郭雨新出生地（按，出生地訊息有誤），希望我能想辦法，讓郭雨新在他的故鄉得票不要超過一百票。
（中略）
選舉那天上午，我到投票所查閱選舉名冊，哪家還沒來投票，我就來來回回跑去通知；如果不能來投票的，我就說：「那麼身分證、印章給我，我幫他投好了。」
由於我天天上山，與他們相當熟悉，二話不說都將身分證、印章統統交給我；我領票之後，每張都是鄭水枝一票。
到了下午三點多，選務主任林課長說：「詹小姐，別跑了！妳簽名，票就給妳！」
怎麼也沒想到還有這麼簡單的手法。
於是我就改用簽名蓋手印換選票，十個手指頭，都蓋上紅通通的印泥油，選務人員笑我在彈鋼琴，彈了一個下午的鋼琴，鄭水枝、張淑真都當選了，山佳地區郭雨新只得了六十九票，他自然落選了。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為國民黨開紅盤。
選舉結束後，國民黨不僅贏得勝選，樹林鎮投票率百分之八十四還算是落後，台北縣石門鄉的投票率，竟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報紙報導石門鄉茂林村投票率差不多滿貫。
～～～引文結束～～～
詹碧霞的《買票懺悔錄》是從中國國民黨內面，由親自參與作票與買票的黨工所寫，人、時、地、事，都非常具體，是非常難得的見證。詹碧霞，1949年生，成長過程非常艱辛（令人揪心），她從基層黨工做起，後來當到區黨部書記，還曾受黨部高層宋時選之命以「假黨外」登記參選省議員，成功擠掉真黨外女性候選人後退選，保送國民黨苗素芳一票當選（選舉奧步！）。從1970-1994年，當黨工24年。
她寫這本書時，已經離開國民黨，當時50歲，罹癌，失聰，走路要拄拐杖。她在自序中寫道：
［24年間］我在淡水、三芝、樹林、八里、石門等地區擔任國民黨最基層區黨部書記，像一條狗，整天蹲在門口，捍衛選舉投開票票匭，最真實、最直接地「做票、買票、與黑道掛勾」，是直營直銷第一線推銷員。全省三百零九個鄉鎮市黨部書記，清一色都是男性，我是唯一的女性，……從總統至村里長選舉，參與國民黨地方選務，幹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是實地操盤作業的當事人之一。
⋯⋯早期黨工皆為軍中情治轉業⋯⋯
實際上，黑道黑金賄選……迄今已到了無法無天、難於收拾的地步。
（引文結束）
詹碧霞的《買票懺悔錄》，書名只有買票，但內容包括作票。實際上，她的第一樁工作是作票，如前所述：她奉命不能讓郭雨新當選。區黨部主任還給她一項任務，就是在郭雨新的出生地得票不能超過一百票。（頁123）當時訊息沒現在流通，區黨部主任以為樹林山佳是郭雨新的出生地，應該是錯誤訊息，總之，詹碧霞認真執行任務，她不只灌票給鄭水枝，還將郭雨新的票做掉。怎麼做掉呢，就是「彈鋼琴」，十個手指頭染上印泥，像彈鋼琴一樣，將圈選郭雨新的票弄髒，這些票就變成廢票！
民間對這樣的作票方式，或稱為：Ro-Re-Me。以前黨外支持者只是這樣聽說過，詹碧霞的書印證了此事為真。在她彈鋼琴之下，山佳地區郭雨新只得了69票，一百票以下──任務達成。
詹碧霞說：黨內作票通常在午飯後（頁128）。她回憶，一開始她是業餘作票，1963年，她14歲，在淡水初中福利社半工半讀，老闆是學校幹事，選舉時是水碓里投開票所主任監票員，她中午替老闆娘送便當去投票所，老闆說，碧霞幫我投幾張票再走。她拿到一大疊選票，老闆叫她蓋幾號候選人，她蓋完後將一大疊選票往票箱塞，當時她並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作票。（頁121）
1975年那次選舉郭雨新是落選頭，拿了80,398票，四名當選人分別為：邱永聰173,628票、林榮三164,438票、張淑真143,992票、鄭水枝132,310票。郭雨新的票大量被做掉，應該是事實，當時傳說郭雨新的廢票高達八萬多張。中華社極力「闢謠」說：
最近，除了傳說宜蘭縣內有八萬多張廢票以外，還有一項最「離譜」的傳說，說是宜蘭市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票櫃，正被有關單位「搬」走了，裡面的選票還不知道是誰的。
有關人員認為這種傳說，只能騙騙無知的民眾。
（林義雄、姚嘉文合著，《虎落平陽？選戰 官司 郭雨新》，自印，1977，頁72）
又有傳說：後來有工人挖馬路時，挖出一大袋投給郭雨新的選票！關於郭雨新被作票的事情，可以看魏德聖導演的這一集「導讀台灣」影片（2022/09/27），10餘分鐘：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PuhfmtxNg
如果以詹碧霞在一個投票所灌票給對手，同時將郭雨新的票做掉，全選區都這樣的話，郭雨新廢票超多，無法當選，應該屬於「自然」之事。郭雨新「被落選」在宜蘭激起巨大公憤，郭雨新出來謝票時，聚集幾萬群眾，若非郭雨新極力安撫，應該就會暴動起來，改寫戰後台灣的歷史吧？
第二年1976，郭雨新競選時期聘任的律師林義雄與姚嘉文決定替郭雨新打選舉官司。一個是選舉無效，一個是當選無效，前者被告為台灣省選舉事務所，後者被告為林榮三。打官司的結果「當然」輸。1976年2月6日，那時候我大二，陳菊找大家到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旁聽訴訟情況，那時候好像放寒假了，我去台中旁聽後回嘉義大林老家。記得開庭一下子，法官就拿起法槌一敲，結束了？！讓我當場頗為錯愕。
1977年林義雄與姚嘉文將打官司的經過寫成《虎落平陽？選戰 官司 郭雨新》一書，可能當時民間社會實在太受壓抑、太鬱卒、八月初版，十月就第三版。這本書前面有附照片，圖三上頁是郭雨新先生與姚嘉文律師、林義雄律師，以及另一人的合影，下頁是姚嘉文先生替大家拍的合照，有郭雨新先生、林義雄先生、林二先生、陳菊小姐，以及我們這群台大學生。我手邊另外珍藏一張，也是姚律師拍的（圖四），後來提供給《郭雨新先生：照片暨史料集》（郭惠娜、許芳庭編，國史館，2008，頁129）。圖五則是郭雨新先生在他的長安東路寓所與十一位年輕學生、朋友合影，記得是他要出國前的聚會，1977年4月吧？
現在重看這些照片，驚覺林義雄和姚嘉文律師當年好年輕！快半世紀了，台灣還是走在非常險峻的道路上，現在變成每四年就生死存亡一次，感覺不知如何面對已經過往的濟濟前輩們。
讓我們回到手電筒吧。手電筒是開票時投票所突然停電，預備用的。黨外人士及其支持者相信停電是作票的時刻，如整個票匭被掉包，或塞入整疊選票。前面提到的H君，他的舅舅是高玉樹，現在年輕人可能很少人聽過這個名字，但在我們的前後世代，非常有名。他屬於「黨外人士」，但後來當KMT/ROC黨國的高官（從未入黨），有一定的妥協性，所以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評價不是很高。
高玉樹（1913-2005），早稻田大學專門部畢業。可講的很多，這裡我們只講他選台北市長與作票，尤其手電筒有關的部分。
高玉樹一生選過四次台北市長：
1951 第一屆民選台北市長 敗選 對手：原官派台北市長吳三連
1954 第二屆台北市長 當選 對手：中國國民黨候選人「半山」王民寧
1957 第三屆台北市長 落選 對手：中國國民黨候選人台北市議會議長黃啟瑞
（1960 第四屆台北市長 因緋聞退出選舉）
1964 第五屆台北市長 當選 對手：代理台北市長周百鍊
這屆之後，就沒得選了（詳後）。也就是說，在可選市長時，高玉樹幾乎無役不與。
補充說明：這階段的台北市長都是台灣人，現在天龍國外省人及其後代當台北市長是後來的事情。
那麼，從參選人的角度，高玉樹會和我們分享什麼？請留意：他後來其實成為體制內的人，說話很有保留；即使如此，還是告訴我們很多。相對於作票的詹碧霞，高玉樹則是被作票的對象。
關於作票和手電筒，以下引自林忠勝，《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前衛，2007）。高玉樹概括地說：「國民黨在台灣辦選舉，很少是乾淨的，講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往往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寧可失去民心，也要贏得選舉。不過剛開始選舉時，國民黨還沒有以普選來爭取民心的經驗，所以第一次縣、市長的選風比較清純、公平」，所以花蓮、台中、台南才選出非國民黨籍的社會人士（楊仲鯨、楊基先、葉廷珪）。（頁55）
高玉樹和吳三連競選第一屆民選台北市長，吳三連德高望重，也非國民黨人，其他六位候選人也都屬黨外人士，過程可以說是君子之爭（空前也絕後？）。吳三連高票當選，他的選票為其他六位候選人得票總和的二倍。（頁56）1954年第二屆就不一樣了，高玉樹的對手是國民黨候選人王民寧。國民黨黨工幹部「為求勝選，不擇手段，買票、作票，各種方式盡出，導致選風敗壞，賄選猖獗，好人難於出頭，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的致命傷。」（頁74）結果還是高玉樹選贏，高玉樹引《自由中國》的社論，意思大致是因為國民黨控制過力，反而引起民眾反感，文中還指出：這次由黨提名候選而落選的，不止王民寧一人而已，還有嘉義的林金生等。（頁74）這真的很值得注意，林金生是舞蹈家林懷民的父親，投票前的4/17高一生與五位原住民菁英被處決，嘉義人普遍認為是林金生騙高一生下山，雖然有國民黨大力輔選，竟然輸給黨外人士李茂松（見〈陳重光先生訪談：關於林金生的印象〉正文與註5）。
在這個中國國民黨作票買票的初期，民間還有足夠的力量，讓黨外候選人能夠超克用買票＋作票打造的障礙，還能當選。後來越來越難了。
這次高玉樹能當選，還有一個插曲，5/2開票結果高玉樹十一萬多票，王民寧九萬七千多，顧維鈞說：「委員長（按，指蔣介石）和黨的領袖非常吃驚和失望。」當晚廣播電台並未明確宣佈當選人，僅說：高玉樹得多數票，仍在統計中。後來是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少將（Major General William C. Chase）救了高玉樹的市長位置。他從台北致電華府，說：台北市長選舉，由黨外的年輕人高玉樹當選。當晚深夜行政院長陳誠晉見蔣介石，告知華府已經知道高當選的事，最後蔣介石裁定，說：「選舉有效。」所以高玉樹第二天5/3才確認當選。（頁72-73）這件事讓高玉樹對蔣介石感激涕零，阿，獨裁者逼不得已的作為變成開明、恩賜，蔣經國的解除戒嚴不也如此？
高玉樹說，國民黨作票的舞弊行徑，在1957年4月21日第三屆臨時省議員和縣、市長選舉時，已經非常嚴重。（頁110）就他參選的台北市長而言，「在開票、計票的過程中，多次停電，啟人疑竇」，結果他落選了。他的競選辦事處貼出標語「君子不計成敗，公道自在人心」、「寧可光榮的失敗，不求不光榮的勝利。」（頁102-103）
1960年第四屆市長選舉，如前所述，高玉樹因緋聞而退選。再來的1964年這次選舉，有很大的變化：國民黨接受候選人可派三分之一監票人到各投票所參加監票。你以為黨國自願放權？不是喔，高玉樹指出：因為1960年韓國李承晚在選舉時作弊而被選民推翻、流亡檀香山，翌年土耳其總理孟德勒斯也因選舉作弊被推翻倒台身亡，美國特別提醒國民黨注意，才做此退讓。（頁127）
可能由於1954年開票計票過程中，幾度斷電，加上可以部署三分之一的監票人，他的兩批監票人五百多人，不只集中訓練，選舉當天，每一個監票人派往一個投票所，可以監看全市三分之一的票櫃。這些監票人都備有手電筒（預備開票時停電），兩個便當，一百元交通費，要他們少喝水、少上廁所，緊盯著票櫃，不要有意外發生。（頁131）
開票時，高玉樹競選辦事處聚集二萬多名選民，開始時他就領先，但計票突然無故停頓，大家都很焦急疑慮，後來才又恢復廣播。（頁117）這次高玉樹當選了。這也是作為省轄市的台北市最後一次選市長。
接下來的故事，長話短說。台北市長原為官派，開放五次選舉後，又改為官派，但這次以升格為院轄市為名，第一任院轄市市長卻又是高玉樹？！高玉樹這樣講：第五屆台北市長選舉，國民黨用盡力氣阻擾高玉樹，高還是當選了。他指出：國民黨雖然容許台灣人個人出鋒頭，但絕不容許台灣人有組織。（您想起美麗島事件了嗎？）當時台灣警備總司令陳大慶上將，「看我在一九六四年台北市長的選戰中，把五百多名監票員加以組織集訓，井井有條，一絲不苟，使國民黨無法做票。他非常佩服我的組織能力，深怕我把台灣人組織起來。」於是陳大慶向蔣介石建議：把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市長改用派任，派高玉樹做第一任市長，四年做完，我們就派別人來做，以後再不必擔心選舉會出意外了。（頁151）
以上是當事人高玉樹從他的角度看到的情況，實則1963年9月24日，谷正綱、谷鳳翔呈給蔣中正關於台北市升格直轄市的專案小組審議報告，就台北市是否改制為直轄市，提出甲、乙兩案，給「鈞座」裁決。甲案是主張台北市改設為直轄市，乙案是主張台北市不改制但需加強市政建設。蔣介石裁決甲案，理由其實也就是改設直轄市後，市長由中央任免，以「免除市長選舉之困擾」；裁決甲案的時間應在次年投票之前。（見吳俊瑩臉書網誌文章〈「且為免除市長選舉之困擾計」——高玉樹與台北市升格直轄市〉，2014/7/16）這是高玉樹聽聞所及，未必錯誤，可能在這過程中陳大慶也給了蔣介石這樣的建議。
我的朋友H君說每次選舉完，他們家就一大推手電筒，應該是指1964年這次，他大概10歲吧。這一年詹碧霞15歲，前一年1963年她被老闆誘導作票，那次是第三屆省議員選舉。1968年我12歲，已經能感受到選舉的不公，那一年許世賢選縣長，家大哥聽廣播報票，市區都領先，鄉間票開比較慢，我看到大哥的臉色越來越沉，我們都知道鄉下買票很嚴重。
寫到這裡，大家應該知道為何手電筒和彈鋼琴是黨國時代作票的兩大意象。作票手法從1951年演化到後來，越來越嚴重。如果1975年郭雨新的被作票，人民的憤怒被壓下來，1977年的中壢事件，就是壓不下來，還平白死了兩位年輕人江文國和張治平（我們不能忘記他們，他們都是人父之子、人母之子）。這裡我們不能講中壢事件，會講不完，只提從此之後黨國作票的風險就變很高──不是變沒有。必須一提的是，1977/11/19在中壢事件發生的同時，高雄也發生「大寮事件」。當時黨外領袖人物余登發的女婿黃友仁競選縣長，戴振惠（黨外工作者戴振耀的弟弟）去幫忙，開票時岡山已開出來，黃友仁贏二萬多票，但全縣的票就是開不出來，他們判斷國民黨在作票了，當時小港和大寮票未開出來，於是他們載人到大寮鄉公所，以群眾的力量逼把票開出來。戴振惠將這段經過寫在〈潮流來了〉。他說：黃友仁當選縣長種下余登發父子被誣陷匪諜案件的因。KMT/ROC黨國認為你不該當選的，你還會好過嗎？前面提到林懷民的父親林金生，因為嘉義不少人相信高一生是被林金生害的，雖然國民黨大力輔選，結果被李茂松擊敗。李茂松就任縣長，但第二年就因貪污案停職、入獄， 多數嘉義市民相信他的清白，認為是被國民黨所誣陷。林金生和李茂松的人生際遇，恰成對比，前者官運亨通，蔭及子孫，後者的子孫今何在？
KMT/ROC黨國的作票史，我們真的只能管窺。今天台灣已經很難作票了，但買票一直還在（不然你到鄉下問問看），黑金更是演化到第三代，要學歷有學歷，要顏值有顏值，要豪宅有豪宅，已經是台灣「土地的主人」了，也是中國在台代理人。
詹碧霞如何作票，並不是要讓我們「獵奇」的，作票對台灣社會長期的衝擊和起的惡作用才是我們最要關心的，也是我們今天很大的困境之所在。你想想，如果那些因黨國的兩票「被落選」的人都能按照民意，成為我們的議員、縣長、市長，台灣社會會非常不一樣。就以我們嘉義來說，許竹模律師非常受尊敬，他選了兩次縣長（19601、1964） 都選輸，一般認為是被國民黨二票打敗；1968年許世賢選縣長，也失敗，後來選市長倒是選上。不過，當時市是縣轄市，縣比較大。我是在這種「人格者」出來選都會被做掉的政治環境中長大，深知作票買票對台灣社會的斲傷，那也是精神層面的巨大的淪落。
1月13日，那一票一票在眾目睽睽之下展開確認無誤的開票儀式，你以為是蔣經國給你的？你以為將來習近平也會給你？哈，他自己都沒看過真正的選票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