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涵義與警訊
陳弱水
中國全國人代會於今年3月12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簡稱「促進法」）。就中國近二、三十年的情勢來說，這部法律的制訂可謂事有必至，不令人驚訝，但另一方面，對台灣，這是有重要涵義的事件，應該要切實了解。
「促進法」有幾個基本特點。首先，它是為中華民族立法，把中國定義為中華民族國家，現實中存在的具體族群全部隱身，中華民族則變成有機體般的單一民族。這方面的表述以「共同」或「共同性」為代碼，例如：「着眼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整體利益，以增進共同性為方向」（序言），「確保各族人民共同當家做主人」（第4條）、「國家堅持增進共同性」（第6條）。
其次，中華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大漢族主義，中華文化的表徵是漢字以及漢語中的普通話，代碼是「通用」。第15條說：「國家全面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妨礙公民學習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第25條規定，在民族地區，政府應支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培訓。前面說「大漢族主義」，是個粗疏的用法，所謂漢人並非一體，漢人人群在習俗、心態、語言上有不少深刻差異，在中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些是完全抹煞的。
第三，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主導者、培育者和守護者，共產黨與中華民族綁在一起，密不可分。相關的表述有：「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第2條），「堅定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第11條），「國家組織開展中國共產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宣傳教育」（第12條）。
這是要藉中華民族主義建立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根本來說，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是歷史合法性，依賴七十多年前的一場戰爭和革命。那場戰爭像是天命，政權建立後，就無人能贊一詞，投一票，世代相承，除了不是父死子繼，跟古代王朝沒有不同。這個天命歷經大躍進、文革，被消磨得差不多，所謂改革開放，是在利用經濟績效強化天命，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華民族主義的重要性愈益增加。現在新法訂定，中華民族主義正式成為共黨天命的核心內涵。
「促進法」的另一個特點是要求以全面的手段塑造中華民族主義，灌輸有關意識。該法規定，各層級教育、政府機構、網路產品、軍隊、企業、工會及所有組織都要為中華民族主義的「鑄牢」而服務，宗教也要「中國化」（第46條）。這項義務甚至侵入私領域。第20條宣告：「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責任，教育和引導未成年人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中華民族，樹立中華民族一家親的觀念，不得向未成年人灌輸不利於民族團結進步的觀念。」此外，「國家推動學前兒童學會普通話」（第15條）。
這個特點反映了中共政權的極權性質。極權主義的根本特點是企圖控制一切，而本身不受控。極權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的新生事物，最早誕生於20世紀初由列寧領導的俄國共產主義革命，中共極權主義脫胎於此。「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發布，使得中共統治的意識形態依託正式由社會主義轉向民族主義，在性質上更接近20世紀前期的另一極權主義模型：法西斯主義。
就中華民族主義的演變歷程來說，「促進法」的制訂也很值得注意。「中華民族」是現代的產物，以前從來沒有類似的觀念。在19、20世紀之交，中國尋求變革的政治和知識領袖開始鼓動民族意識，做為中國立足於世界的精神武器。除了與傳統華夷之別關係密切的漢民族主義，此時又浮現中華民族的說法。所謂中華民族，根本而言，就是認為清朝可以不繼續存在，但清帝國打下的江山必須保住，由此主張這個範圍中的所有人群也是同一民族。它與傳統的華夷觀剛好相反，認為在華夏夷狄之上，應該有一個上位的大民族。
中華民族的說法在民國成立後逐漸流行，但要到1930年代，日本侵略威脅深刻之際，這個意識才變得強烈。中華民族的觀念表面上是族群共和，但即使在初起時，已經有明顯的大漢族色彩。楊度1907年的〈金鐵主義說〉是中華民族主義最早的經典論說。文中說：「國民之漢、滿、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為一，而不可分一為五。」怎麼五合一，創造一個大民族呢？要靠同化政策：「滿漢之界全然混合，然後合滿漢之力，以營蒙回同化之事，且以及於西藏」，最終的結果是「混合萬種之中華民族」。〈金鐵主義說〉發表一百二十年後，「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出世，用法律的形式，極權的力道，把楊度渺遠的想像化為黨國以及所有團體、個人的義務。（楊度〔1875-1931〕即日後鼓吹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六君子之首，晚年加入共產黨。）
反諷的是，在中華民族主義的歷史上，共產黨本來並不是積極的推動者。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中共連中華民族一詞都不使用，而是用寬鬆的「中國民族」。他們表面上的民族政策是民族自決和民族自治。日本神戶大學王柯教授指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方向與1984年5月通過的「民族區域自治法」完全相反。「自治法」的序言說：「維護民族團結的鬥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促進法」卻徹底為大民族主義張目。「中華民族」一詞不見於「自治法」，「促進法」中則出現88次。*簡單說，「促進法」是中國近二、三十年全力鼓動中華民族主義的結晶，也是中共極權統治完成意識形態基礎改換的儀式。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和台灣有什麼關係呢？一個關聯是，該法把台灣放進中華民族圈（第21條）。但這不太重要，因為中國早已有其他企圖捆綁台灣的法規，如「反分裂國家法」。「促進法」與台灣的最主要關聯是，這項法律其實是國民黨意識形態的複製版與繼承者，國民黨統治台灣數十年，該法背後的心態與台灣許多人是吻合的，它在台灣有天然的受眾。這是台灣險境的重要結構性來源。
前面說過，中共本來不是中華民族建構的積極參與者。立場最激烈、最積極推動的政治力量是1930、40年代的國民黨，論述上的代表作則是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1943初版、1944增訂版，陶希聖參與寫作）。該書提出徹底的一元觀，宣稱無論在歷史或現實上，中國只有一個民族，把中國歷史上乃至鄰國的各種族群都貶抑為「宗族」，連中南半島上的人群都如此，侵略性十足。南中國海九段線的前身十一段線也是國民政府在1947年劃出的。中共近三十年來大力鼓動中華民族主義，乃至有當前「促進法」的制訂，就中國現代歷史而言，可說是中日戰爭時期情景的重現。
戰後國民黨來到臺灣，統治具有異質歷史經驗的人群，推動中國化，中華民族主義的政治重要性比在中國本土時更高一層。蔣介石1950年初重新主政後，在台灣建立嚴密的一元化統治，國民黨政權透過教育、媒體、宣傳、環境的符碼化，鋪天蓋地灌輸中華民族主義至少40年。其中尤其以教育影響最深。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件事的發端。台灣教育體制在戰後，最初以南京政府發布的準則為依據，1948年初中歷史課程標準中的首要教育目標是：「明瞭中國民族及國境的演進」，1950年以後，台灣獨立運作，國文、歷史、地理、公民等中小學教科書隨即改採統編制，民間不得編寫，1953年發布的初中歷史課首要目標改為：「明瞭中華民族及歷代疆域的變遷」。「中國民族」變成「中華民族」，強調單元性，應該是反映蔣介石系統的意志。**
我們腦中也許可以生出以下的圖像。從20世紀初到現在，中華民族主義鼓動和勃發的高峰有三個：1930-40年代的中國、1950-80年代的台灣、1990年代至目前的中國。從這個圖景，可以了解為什麼極權中國能對台灣不少人有吸引力。這是致命的吸引，希望認識病症有助於我們的自我保衛。
*王柯，〈告別費孝通：不要「多元」，只要「一體」〉，《響亮新聞》2026/3/16。
**蕭瑞霆，《現代中國國族的知識建構：以戰後國（初）中歷史教科書「中華民族」論述為例（1952–2010）》，成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2。
（本文部分課題在我的另一文章有較詳細的陳述：〈反共的反思：共黨中國的性質與反共問題〉，特別是第4、5節。該文連結置於留言欄。）
